杨小凯：没有制度的现代化，就不会有真正的工业化

编者按：先知书店推出的共学课程《杨小凯及其思想六讲》中的第四讲，主题是《解读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课程结束后，不少书友直言“醍醐灌顶”。因此，我们从这次讲座的两万字讲稿中精选出一段，呈现给各位读者。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读者加入共学营！

我们已知，杨小凯对晚清的经济繁荣评价不高，是因为它停在了商业分工的层面上。

商业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的区别，就体现在在分工的深度和生产链条的长度上。这是杨小凯用他的超边际分析得出的结论。

之所以叫“超边际”，是针对“边际”而言的。经济学里，边际分析关注的是“现有资源如何分配”，杨小凯多往前走了一步，把分工和交易费用也纳入进来，看“分工与专业化‌”的程度，这就是“超边际分析”了。

商业资本主义的特点，是所有分工、生产和交易，都集中在最终消费品这一头：织布、制瓷、家具、食品加工等等，都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终端产品，但这只是浅层次的分工。

工业资本主义看重的，不是生产了多少消费品，而是看“迂回生产”带来多少深度分工。

“磨刀砍柴”：迂回生产模式的奥秘

什么是迂回生产？这是奥地利学派庞巴维克提出的一个概念（1889，资本实证论）。简单说，就是在直接生产最终消费品之前，先投入资源，制造生产工具和机器设备，再用这些生产资料去生产最终商品。

‌比如说打鱼：早先渔民都是直接下河摸鱼的，有一天他突然醒悟，与其这样在河里瞎摸，不如先花点时间制作鱼叉、渔网、渔船，然后再用这些工具去捕鱼，生产效率就会大大提高。有句老话：“磨刀不误砍柴功”，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其中的经济学原理‌是：以牺牲眼前的部分消费为代价，拉长生产链条，增加生产环节，新技术也就包含在其中了，于是技术创新也成为专业化分工的一部分。

迂回生产的链条越长，专业化分工越细化，生产效率就越高。

弗里德曼讲述铅笔生产背后的经济学原理

晚清的问题就在这里：它只有浅层次的商业分工，没有深层次的工业分工。分工停留在终端消费品的层次上，不能向高端迂回生产延伸，也就无法升级为现代工业资本主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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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之锁：工业化中的制度约束

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资本和分工无法向工业端延伸，是谁在阻拦它们呢？

杨小凯说，是制度问题——有两把解不开的制度之锁，把大清的工业化进程给锁死了。

第一把锁：专利保护制度缺失，技术创新缺乏产权保护，新技术、新工艺的发明或改良，无法获得专属的商业收益，无法确权、无法独享、无法盈利。

这种情况下，一旦有新技术问世，即刻就会被仿制，被挪用，甚至被官府征用。发明者承担成本，别人免费“搭车”。这只会招致一个后果：技术创新无法专业化，无法职业化。

于是，也就没人愿意投入巨资、耗费时间去从事高风险的技术研发，技术改良就只能停留在个体经验和作坊技巧上，无法规模化和产业化。如杨小凯所说：大量工业技术停留在胚胎阶段，无法形成商业化大生产。

晚清最后几年，开始有了专利奖励制度。杨小凯说大清1906年颁布了第一部专利法，并不确切。清政府确实颁布过一个“给奖章程”，不过只是一部准法规文件，那几年也曾以个案形式授出过专利权，但并没有正式立法。我们后面还要谈到这个问题。

1898年，清政府颁布近代中国第一部专利法规《振兴工艺给奖章程》

第二把锁：自由企业制度缺失。在晚清，朝廷垄断一切有组织的、成规模的、重资产的产业活动，铁路、航运、采矿、纺织、金融、电信，当然还有最要紧的军工等等，全部掌握在政府手里，实行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到处是“官”的影子。

晚清没有私人企业注册制度，民间要想办大型企业，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依附官场、获得批准、接受监督，单靠市场能力和技术优势是做不到的。

更加致命的是，晚清缺乏现代经济成长的制度基础：一方面，无结社自由，民间不能自行组建行业联盟或商会团体，无法自发培育产业生态；另一方面，私有产权无制度保障，官府可以不经审判，就查抄没收私人财产，个人财富随时有被剥夺为零的风险。

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的理性选择必然是，只做短期贸易，只做终端套利，只做权力寻租，而绝不会去做技术创新，做迂回生产。于是，高端分工断链，工业资本主义就成了经济领域的“失踪者”。

通过晚清这个案例，你可看出这制度对分工的影响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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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匹配：两种剩余权为何如此重要？

可能是怕我们看不清制度的重要，杨小凯把英国工业化的历史拿过来作参照系。

他说，英国的制度优势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成熟的专利制度，保护技术创新的直接收益，让发明创造可随时向职业化、专业化和商业化转换，中间无障碍；二是普通法保护私人企业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收益权。

什么是“剩余控制权”呢？是说，如果契约没有明确规定某一经营事项的最终决策权归谁，就默认归资产所有者。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外部干预。这事很重要，所以受普通法保护。

什么是“剩余收益权”呢？是说，当企业完成契约规定的各项支付之后，剩余收益归谁？就默认归资产所有者。这样做，同样是为了限制外部干预，防止私人企业的资产被随意没收和征用。这事也很重要，受普通法保护。

杨小凯的思想亮点就在这里：企业家精神、管理能力、创新思维，这些东西的交易成本很高，也很难像普通商品一样直接定价、直接交易，需要有一种“间接定价”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就看出制度的重要了。

19世纪伦敦皇家交易所

如果企业家知道，企业经营的关键决策在自己手里，知道经营成功之后的剩余收益归于自己，他才有勇气、有动力承担风险、扩大生产。这就是依靠自发秩序实现的一次伟大的“间接定价”。

就是说，只要你敢于投资发展，敢于承担市场风险，企业经营的剩余决定权和剩余利润就归你。看出什么其中的什么因素最重要了吧？它把超高交易费用的创新，也纳入了专业分工体系——诸位请注意：工业资本主义的奥秘就在这里！

接下来的事情就变得顺理成章了：新技术、新管理、新模式实现商业化，迂回生产得以深化，生产链条延伸促进专业化分工，机器生产全线替代手工生产，效率提升促进资本积累，接下来呢？工业革命顺势爆发。历史原就是这么书写的，关键是你看得懂还是看不懂。

狄更斯的《艰难时世》，其中就有一个工业时代的相关情节：焦煤镇的工厂主庞德贝对来访的议员说：“我从阴沟里白手起家，现在焦煤镇的每一根烟囱、每一台织机，赚来的每一个先令，除了工人的固定工钱、买煤的成本，剩下的全是我的，我想把钱投去建新车间就投，谁也拦不住我！”——这就是企业剩余收益权。

庞德贝

小说里还有个细节：工人史蒂芬拒绝参与工会相关的诉求活动，拒当工厂密探，庞德贝依据普通法的经营控制权，直接将他解雇了，无需额外支付契约之外的任何补偿。这就是企业剩余控制权，受普通法保护——企业主自主决定用工和收益分配，不受外部干预。

反观晚清，此刻还处在前现代社会，无现代商法，无民法，无专利法，无企业法，也就无私产保护，无交易保护，无创新保护。这样的国家怎么可能发展到工业社会呢？中英之间，隔着一个文明代差，遥遥相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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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进阶：晚清失去制度纠错能力

到这里，需要澄清一个误区：很多人以为，只要有市场、有贸易、有资本运作，就是资本主义了，但杨小凯说，不一定。资本主义分好坏，晚清属于“坏资本主义”。

什么是坏资本主义？就是政府通过政治垄断不断介入市场，与民争利。它的致命后果不是简单的腐败问题，而是市场受到压制、交易成本上升、专业化分工停滞，于是生产力就只能在低水平上徘徊。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晚清的厘金制度。当欧洲各国对内废除关卡、整合国内大市场时，晚清却关卡林立，货物跨省、跨县被厘金税层层盘剥。

1853年，刑部侍郎雷以鍼在扬州仙女庙创设厘金

对比如此鲜明：一个在整合市场，一个在切碎市场；一个在降低交易费用，一个在扼制专业化分工，它们各自工业化的命运显然早已注定，无从更改。

全国统一市场的重要，是专业化分工可借它持续深化。如果市场被切分成无数小块，就无法从事跨区域的专业化生产，不得不退回到低水平局部生产的层次上去了。

这无疑是一种制度锁定：晚清由此丧失了纠错的意识和能力。对于一个体制来说，这是最可怕也是最绝望的。哪怕制度再低效，分工再停滞，经济再衰退，大家也只能眼睁睁看着局势一天天恶化，而不再有任何挽救的可能。

这正是杨小凯最想告诉我们的一句话：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制度的现代化，就不会有真正的工业化。

杨小凯是华人世界里离诺贝尔经济学奖最近的人之一，是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开创者，是用超边际分析复活分工思想的人。他坐过十年牢，却在狱中自学经济学，后来成为普林斯顿博士、莫纳什大学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他一生坎坷，所以思想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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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Leonardo2010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