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9年3月15日，北京西郊京西宾馆，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守在一间临时指挥室里。电话专线接通着黑龙江前线，墙上的地图摊开，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不断传来外部情况，周恩来则根据战场变化作出判断。
这不是一场可以任意扩大的战斗。珍宝岛面积不足一平方公里，位于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国一侧，形状近似元宝。岛虽小，却关系到边界主权，也牵动着中苏两国已经十分紧张的关系。
早在1968年1月5日，七里沁岛附近便发生过武装冲突。周恩来获悉后，要求有关方面密切观察，边防部队做好应变准备。他提出的原则很明确：针锋相对，后发制人。
这八个字有分寸。既不是主动挑事，也不是一味退让；对方若不越界，便尽力避免冲突，一旦以武力侵犯中国领土，就必须进行有力回应。毛泽东同意了这一处理思路，中央军委随后将要求传达到边防部队。
当时国内正处在特殊时期，中央还在筹备党的九大，并不希望边境战事打乱国内安排。可是，1968年至1969年初，中苏边境摩擦持续增加，珍宝岛附近更是数次出现严重对峙。苏方不断试探，中国方面只能把准备工作做得更细。
黑龙江省军区提出的方案并不复杂：派出熟悉地形、经验丰富的人员隐蔽接近岛上，在对方以武力干涉巡逻时实施反击。方案报到中央后，周恩来反复强调，不能由中国方面主动制造冲突，同时还要充分考虑国际影响。
进入1969年2月，边界形势进一步紧张。总参谋部和外交部经过研究，于2月19日联合下达指示，同意有关自卫还击方案。沈阳军区随即调集精干力量，从部队中抽出侦察人员，进行针对性训练，并对火力、通信和撤收路线作出安排。
陈锡联后来回忆，参战人员准备了两三个月，抽调了三个军的侦察力量，每个连都有较强的作战经验。表面看，岛上兵力并不多；实际上，周围火力配置已经完成，地雷、炮兵和预设阵地彼此配合，等的就是对方先动手。
1969年3月2日，苏联边防部队向珍宝岛方向推进。苏方装甲车辆从西侧接近，触发了预先设置的地雷。随后，数十名人员在火力掩护下从正面靠近，岛上守军按照命令进行抵抗，附近炮兵也迅速投入战斗。
陈锡联回忆，当时他向周恩来请示：“现在是不是开炮的时候？”得到同意后，炮火随即覆盖相关目标。战斗持续约半小时，苏方车辆受到打击，双方炮火交锋后停止了当天的行动。
3月2日的交锋并没有让局势立即平静。苏方随后调集更多装甲力量，并对珍宝岛实施炮击。中国方面没有趁势扩大行动，而是继续观察，等待更明确的情况。这种克制并非没有压力，而是中央对边界斗争尺度的严格把握。
3月15日，新的战斗再次爆发。这一次，周恩来亲自在北京掌握情况，陈锡联负责与前线保持联系，乔冠华则汇总外部情报。前线每一次报告，都要经过研判，重要决定由北京作出。
“先稳住，不能乱。”这是指挥过程中反复强调的意思。陈锡联后来谈到，3月15日的战斗实际上是在北京直接指挥下进行的。双方在岛上及其附近展开炮火交锋，苏方装甲力量遭到打击，战斗持续数小时后逐渐停止。
两次交锋的结果，使珍宝岛继续处于中国一侧控制之下，但危险也随之上升。中苏当时都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边界上的一次局部冲突，完全可能被误判成更大规模的行动。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后，中央很快确定了一个重要尺度：到此为止，不再主动扩大事态。
毛泽东明确表示“不要再打了”。周恩来随即要求沈阳军区向边防部队传达，必须保持克制，不能采取导致冲突升级的行动。即便苏军随后对珍宝岛实施炮击，中国边防部队也没有自行扩大战线。
这段往事中，陈锡联记下的不只是炮火和坦克，更是指挥上的一条界线：该出手时不能退缩，战斗达到目的后也不能逞强。1969年9月，中苏两国总理在北京机场会晤，边界局势开始出现转折，珍宝岛冲突也逐步从战场问题转入谈判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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