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6篇讣告揭开的真相：中国青年教师正在被什么杀死？

一位研究员花了五年时间，读完《泰晤士高等教育》上256篇学者讣告。

从2015年开始的五年间，这份英国老牌学术媒体每周刊登一位离世学者的讣告，大多数由Matthew Reisz撰写。

他本来只是想研究“成功的学术生涯”有没有标准答案。但读完256篇讣告后，他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撼的事实：人们在追悼一个学者时，记住的从来不是论文数量和影响因子。

而就在同一时间轴上，中国高校的青年教师正在被KPI体系系统性消耗。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5年12月6日，2025年已有68位中青年学者不幸逝世。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47.4岁。

活着的时候，系统用数字衡量你。死了之后，讣告用另一种方式定义你。

这两套评价体系之间巨大的裂缝，正是今天要拆的核心矛盾。

讣告里记住的，从来不是你发了多少篇论文

256篇讣告中，被铭记的成就类型差异极大。

有人因重大科学发现被记住。有人以惊人的写作能力闻名——发展研究学者Calestous Juma的一位同行曾评价他：“他写作的速度，比我们大多数人阅读的速度还快。”

但更多被反复提及的，是那些无法量化的品质。

Patrick O‘Donnell连续为45届学生讲授心理学导论，时间之长，以至于他的课堂里曾先后出现同一个家庭三代人的成员。物理学家James Stirling曾领导一个“规模庞大、成员偶尔颇为难搞的学术系所”，但他却能让管理工作显得轻松自如。工程学家Lord Kumar Bhattacharyya因为精力旺盛、节奏极快，被称为“充电器勋爵”。Steve Redhead长期研究当代舞蹈与锐舞文化，因此获得了“锐舞教授”的绰号。

还有人的人生曲线压根不平滑。荷兰物理学家Clemens Roothaan曾从集中营中幸存下来，后来有人评价他可能是“最应该获得、却从未获得诺贝尔奖的人”。

这些讣告告诉我们：一段值得被记住的学术生涯，并不一定只能通过论文数量、奖项和职位来衡量。有人通过重大发现改变学科，有人通过教学影响几代学生，有人擅长领导团队，还有人改变了制度本身。

而活着的青年教师，正在被数字压垮

回到中国高校的现实。

苏州大学法学院薛艳华副教授，36岁，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发表核心期刊论文10篇，出版专著1部。山东财经大学刘海明，38岁，28岁获评副教授，31岁晋升正教授和博士生导师，被称为学术“火箭式”晋升的典范。山西传媒学院秦秀宇副教授，39岁，突发急性心肌梗死，抢救无效。

2025年8月，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化学系黄恺副教授去世，年仅41岁，距离他7月底新婚尚不足一月。他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博士导师是诺贝尔化学奖得主John Polanyi，发表15篇学术论文，主讲课程入选广东省一流本科课程，还入选了2025年南粤优秀教师表彰人选名单。有消息称，同批入职的同事中，他的履历最强，却是唯一没有通过“非升即走”考核的人。

这些案例并非孤例。大量分析指出，高校教师的早逝与长期超负荷工作状态密切相关，甚至有研究称“9成早逝属过劳死”。

数据显示，88%的大学教师感到中重度压力，最主要来源是科研或论文发表要求，占比达70%。高校教师平均每周工作52.3小时，远超法定44小时，寒暑假期间每日平均工作时间仍达6.6小时。近四分之一的科技工作者存在不同程度抑郁，超一半有焦虑表现。

更令人不安的是自杀趋势。加拿大约克大学社会学教授吴志明的研究团队搜集了1992至2024年间130多起中国学术界自杀事件的媒体报道，发现跳楼是最普遍的离世方式。吴志明在论文中强调，目前的自杀行为可能只是更广泛心理困境群体的冰山一角。

“非升即走”：一个被异化的制度

这些悲剧背后，绕不开一个关键词：非升即走。

这项制度最早可追溯到1993年，清华大学率先引入并试点，此后国内高校纷纷效仿。其初衷是借鉴美国终身教职制度，在学术生涯早期强调竞争淘汰，后期强调职业保护。但在实际执行中，它被异化了。

青年教师通常面临3至6年的考核期，必须在有限时间内完成一系列硬性指标：申请到国家级科研项目、发表多篇核心期刊论文，同时还要承担教学和行政工作。而现实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的资助率已从2013年的25%降至2022年的17%，部分学科甚至低至10%。

即便通过考核，压力也不会消失。部分高校将考核范围扩大到副教授，使其无法“躺平”。正如一位知乎用户所总结的：“能读到博士的人，至少95%存在严重的路径依赖：建模能力极强，通过快速建模找到规则下的最优解，然后疯狂内卷。”

裂缝中透出的光

2025年11月，教育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青年教师队伍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

淡化论文和奖项数量指标，不把人才称号作为高校评价指标，避免层层分解为青年教师考核评价指标。

同时要求科学设置考核周期，强化“审慎包容的评价导向”，减轻非教学科研负担。

这些表述直指问题核心。但政策的落地效果，还需要时间检验。

回到那256篇讣告。它们最大的启示或许不是某种具体结论，而是一个提问方式的转变：

当我们评价一段学术生涯时，到底什么才是重要的？是数字，还是人？

那些讣告中被反复记住的品质——教学的坚守、人格的温度、超越逆境的韧性——恰恰是KPI体系永远无法量化的东西。而正是这些无法量化的东西，最终定义了一个学者的全部价值。

系统可以用指标衡量你，但指标不是你的全部。在有裂缝的地方，光才能照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