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媒遭遇双重暴击

文｜陆弃

2026年10月16日，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吸引外国经营者的能力正面临新的考验。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创业或经营活动为目的、持“经营·管理”在留资格首次入境日本的人数仅为635人，同比减少80.9%。与此同时，持有这一资格的外国人中，未办理再入境手续便离开日本的人数达到953人，是2025年同期246人的约3.9倍。新入境人数大幅下降，离境人数明显增加，两组数据共同引出一个问题：当日本持续提高外国人进入和长期居留的门槛，它是否正在削弱自身对资本、人才和劳动者的吸引力？

变化并非突然发生。2025年10月起，日本将“经营·管理”在留资格所需资本金从500万日元提高到3000万日元，并规定至少雇用一名日本人或永住者等全职员工。资本金门槛提高至原来的六倍，对资金充足的企业或许影响有限，但对许多依靠专业能力、客户资源和小规模启动资金经营的创业者而言，却可能直接改变他们的选择。

日本政府加强审核并非毫无理由。如果过去的制度存在监管漏洞，导致部分申请者缺乏真实经营活动，或者利用企业名义获取居留资格，那么提高审查标准、强化雇佣要求，确实有助于减少制度滥用。任何国家都有权制定外国人入境和居留规则，开放市场也不意味着放弃监管。问题在于，监管力度是否与实际风险相匹配，政策是否在堵住漏洞的同时，为真正有经营能力的人保留空间。

创业企业的价值，并不总能通过初始资本规模体现。跨境贸易、技术服务、文化创意和专业咨询等行业，往往依赖专业知识、客户网络与长期积累，未必需要庞大的初始投资。如果将高额资本金作为重要准入条件，就可能在筛除部分经营能力不足者的同时，也把资金有限但拥有真实商业机会的创业者挡在门外。资本雄厚不必然意味着经营成功，资金规模也不能完全替代对商业计划、实际运营和持续发展能力的判断。

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收紧的并不只是创业资格。根据共同社报道，从2026年10月1日起，日本按照在留期限等因素将相关手续费划分为七档，窗口申请费用由此前统一的6000日元提高至1万至7.5万日元，永住许可费用则从1万日元提高到20万日元。永住申请还新增了收入水平、养老金预估领取额以及日语能力等方面的要求。

单独看，提高行政收费或要求申请者具备一定的语言能力，都有其政策解释。但当资本要求、申请费用、收入标准和语言门槛接连提高时，外国人面对的就不再是某一项规则的变化，而是整个居留环境变得更加严格。

这会直接影响他们对未来的判断。经营者在决定是否进入日本市场时，需要提前安排资金、租赁场所、招聘员工并寻找客户。这些投入通常无法在短期内收回。如果居留规则不断变化，申请者就很难准确估算未来成本，也难以判断自己投入的资金和时间能否获得稳定回报。对企业而言，规则的可预期性并非附加条件，而是长期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元贬值又让这一问题更加突出。外国经营者不仅要衡量在日本的经营收入，还会比较资金回流后的实际价值，以及其他国家提供的投资机会。当日元购买力下降，经营收益的国际购买力可能受到影响；如果与此同时，创业所需资金大幅增加、申请费用上涨、长期居留条件趋严，日本的综合吸引力自然会受到考验。

日本律师儿玉晃一警告称，从第一产业到工厂，从城市到地方，都有许多岗位依靠外国人支撑。如果继续收紧政策，外国人可能会放弃日本。这一判断值得重视，因为劳动力市场的选择并非单向的。日本可以决定谁能够进入，外国人也可以决定是否前往、是否留下。

不过，现有数据还不足以证明外国人正在全面撤离日本。经管在留资格只是外国人在日活动的一种类别，离境人数增加也不意味着所有离境者都将永久离开。政策变化、个人经营状况以及统计因素，都可能影响相关数字。判断趋势是否持续，还需要观察后续新入境人数、续签情况和各行业的实际变化。

但这并不意味着警报可以忽略。新入境人数同比下降80.9%，未办理再入境手续离境的人数则达到同期近四倍，这种变化足以促使日本政府重新评估政策效果。尤其是在老龄化持续、劳动力供给承压、地方产业发展面临挑战的背景下，外国经营者和劳动者不仅是管理对象，也是经济活动的重要参与者。

日本需要回答的关键问题是：收紧政策究竟要筛选出什么样的外国人，又愿意为吸引他们提供怎样的环境？如果目的是打击虚假经营，就应当重点审查企业真实性、实际运营和违法行为，并制定透明、稳定的标准。如果希望吸引优质投资与人才，则需要考虑行业差异和创业阶段，避免让统一门槛误伤具有发展潜力的经营者。

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不仅体现在它能够设置多高的准入门槛，也体现在它能否让合规经营者看见长期发展的可能。签证条件可以在短期内收紧，市场信心却无法靠行政命令建立。对日本而言，真正需要警惕的并不是某一项数据的变化，而是当经营成本上升、货币吸引力减弱、居留规则又变得难以预测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新计算留在日本的价值。若政策只强调如何管理外国人，却忽视他们为何而来、又为何离开，最终付出的代价，可能不只是申请人数减少，更是日本经济本已紧张的人才与劳动力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