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代对我不公平”

这个时代对我不公平

文章摘自璞玉书店的对谈现场记录

去年，理想国曾推出一篇名为《1995—2005年出生的年轻人，处于话语和现实的极度撕裂中》的书摘文章，标题取自非虚构作品《富足一代》里1995到2005年间出生的年轻人说的话。这篇文章下的高回复评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年纪稍长的人认为今天的社会对年轻人太好了，但年轻人不够努力上进；另一类则是年轻人表示自己并不“富足”，没拥有什么也就不会失去什么。这样的冲突，再现了书中所写的上一代和下一代之间存在的典型矛盾，也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你的‘富足’不是我的‘富足’。”

今年5月，《富足一代》作者杨樱、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袁长庚以及历史学博士泓力在昆明璞玉书店，以此为主题展开了对谈。他们聊到年轻人的意义匮乏，两代人的冲突，也看向更宏观的历史和更大的社会框架，试图理解在急速的社会转型之中，我们获得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以及有什么出路。

1

当问题不再明确

要如何解题

袁长庚：我对书里的一个案例印象特别深刻：一位在北京大学读社会学双学位的女孩当站姐。通过她在书里的表述，不光能很明确地感到她对社会学失望，还能看到这套教育在她身上完全无效——虽然她读的是社会学双学位，但也能说明问题。

“无效”不是指学校没教会她什么是社会学，没跟她解释清马克斯·韦伯有多么重要，而是假设这个女孩是一棵植物，你能感到当社会学这一汪水不断地注入她的身体时，是没有一点用的：叶子是枯的，不开花、不结果。

书里写，这个女孩有一次在机场和她喜欢的女明星见面，对方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亮出来了，意思是允许女孩加她好友。而这个女孩打车回家时，把手机卡拔了出来塞在出租车的座位缝隙里，从此以后她和这位明星再也没有任何关系。

这件事让我很唏嘘。因为按过去的粉丝逻辑理解，这个女孩马上就可以和喜欢的明星建立私人联系了，这是被认可的一刻。但她在达到“成功”之前退出了，也就是说她并不觉得一定要跟这个明星建立真正的联系。那么，她要通过这件事达成什么？

我其实在这个女孩身上看到好多曾经教过的学生的身影。这个女孩想要达成的是人生的饱满、充实，她的精力能有所投入，做一件她认为有价值的事。这不正是我们社会学号称要达到的目的吗？为什么我们做的事一点用都没有呢？

退后一步想，“富足一代”这个书名看起来是要探讨代际问题，那这时候要问一问：为什么上一代人没有用自己的方式，让下一代生活得充实、感到生活是有指望的，以及有价值观或有人生意义等锚点？

如果有一天整个体系化的、制度化的教育被年轻人判定为是完全无效的，只是一群老登在那儿自我欣赏、陶醉，那就太悲哀了。至少我知道当年很多和我同龄的80后、90后投身于学术时，认为学术是非常美好的。但如今，在现实的映射下，这种美好非常苍白。

看完这本书后，我的心情特别沉重，因为其中提了很多问题，它们不止是我们这些做教育的人应该注意的，也是普通人应该注意的——应该变成整个社会的共识。只有这样，才可能给一些问题找到新的回答方式。

杨樱：刚才袁老师提到的站姐那章在书里的标题是“省会做题家张心怡”。

这个女孩给我们的感受是“精确”：她有特别厉害的，叹为观止的算分能力。她会意识到在小地方做医生的父母对她未来的人生毫无助益，不能再靠父母了；在省级班里，她算高考分，最后误差在2分以内。她应该已经熟练掌握了张雪峰老师希望大家都能掌握的技能：如何选专业，如何选大学，如何让自己的能力和所有的竞争优势匹配。

她是一个非常精准的优秀“考试机器”，与此同时，靠着做站姐，她的“活人感”还没有泯灭。但是，身上“机器”的部分让她不光是对社会学这些知识无感，还让她面临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当一个问题不再明确地出现在她面前时，她不知道如何解题。

过去的题很明确：能在湖南省排第几名？做一套卷子能拿几分？但是，“社会学”这个词太大了。她会觉得，老师只是把方法说一说，给了一堆参考书，但她要看什么呢？关于涂尔干、韦伯，她要说什么呢？她不知道通过涂尔干和韦伯要抵达哪里。

当她没有要抵达的目标，当学习不再产生“我一定能在湖南省排第几名”这样的意义时，学习就变得没有意义了，她也就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所以，这让张心怡作为一个高效运转的“机器”失去了运转的动力，在大学里待得非常不愉快。与此同时，她可能还能感受到了近五年来她所在大学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可能不止在这一所大学里发生。

袁长庚：说实话，我阅读《富足一代》的体验不是特别舒服的。这跟作者的呈现无关，而是因为如果让我选，两位作者做的这个议题——如果把它放在青年议题或是代际议题中看——可能是我最后才会选择触碰的。政治见解、政治光谱这样的问题其实是最难聊且最敏感的。

到今年夏天为止，我教书整整十年。我今天很认真地想：这十年里，假如我和学生或更年轻的朋友要认真地聊某些问题的立场，其实还是去掉了一些东西。因为大家已经默认了一个前提：如果我们的价值观、立场相同，就不需要再聊；但如果立场不同，大家谁也没办法说服谁，可能结果还会非常难堪。而在国外，比如美国，从民调角度，可能每一个世代的政治立场都会有变化，会有专门的机构或研究者跟踪这个问题。

这本书呈现了一个群像，书中有很多不同世代的人通过访谈的形式，比较密集地呈现了他们关于某些问题的观点。非常有意思的是，看到最后，你会发现大家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讲的是“理解”。

原先，我关于我的学生和他们的父母、原生家庭的关系的判断是：两代人之间的生活经验相差太多。父母可能是从农村进城的一代，也是打拼的一代；而他们的孩子可能已经在美国读书。所以，双方完全不理解对方过的是什么日子。

但是，我这两年觉得这个判断似乎也不完全成立。除了经验，这确实是个情感或情绪问题。两代人不光对彼此的经验陌生，而且情感结构发生了一些改变：在任何一个家庭里，虽说可能只有父母加孩子三个人，但其中可以变出十几种不同的组合方式。

为什么中国的原生家庭问题特别尖锐？就是因为可冲突的点实在太多了，每一个人身上可能有好几个利益面，而它们彼此间是不可调和的。到最后，家庭里有所谓政治、所谓进步和保守的争论，有男权和女权的争论，有代际之间的不协调，有如何理解国际关系的讨论。基本上，每个议题都可以在家庭里引发一场晚饭前后难以收场的争论。

《富足一代》这本书是在某些问题刚刚被意识到的时候，就留下来了一份非常珍贵的，较为复杂且系统性的呈现。而且，在接下来的5年、10年，甚至20年，我们大概都要处理《富足一代》里提出的一些问题，不光是政治见解和政治光谱，还有代际之间的想象不一样、年轻一代对国族叙事的看法等。

现在，关心这个议题的人可能创造了真实、敞开的对话背景，但最后发现，裂痕似乎确实是存在的，而且难以弥合。那么，该怎么和这种分歧或裂痕相伴着往下走？这可能是我们的社会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而且，随着整个经济和社会结构调整，这个问题是无法回避的。

它非常重要，牵扯到我们每个人具体生活中非常细节的处境和生态。而类似杨老师、伊老师写的这本书，包括在公共空间办的很多活动，至少能让这个议题不退场。

这本书好读也不好读。说好读是因为其中还原了对话的场景，仿佛身临其境。说不好读是因为书里十几个案例，大概有九成以上是我在现实生活中不会跟ta成为朋友的人。

但是，一方面，我知道他们不是我的世界里的人，另一方面，我要去看整个访谈现场，因为其中表现的复杂性——背后折射出过去几十年历史的东西。我一方面要克制自己在价值观上做出判断的欲望，另一方面要接纳所谓的异质性：得真正回到那个现场，回到人本身的立体性。

我个人非常推荐大家读《富足一代》。并不是说这本书可以说服所有人，而是它可以挑战或引领很多人，进入一种想要争论和发言的状态。这是重要的。

杨樱：非常感谢袁老师把话题导向了“理解”“沟通”这样的关键词，而不是“富足”（笑）。这本书之前在北京、上海的好几场活动里，有读者上来就先表达了：我一点也不觉得我富足，你们说说“富足”是怎么变成书的标题的？其实，“富足”这两个字解释起来很简单，它说的是父辈完成了资本积累的过程，给下一代留下了很好的物质条件。

这一代年轻人（1995—2005年出生）的父辈在1963年到1975年之间出生，《富足一代》探讨的是他们的孩子怎么看待父辈以及身处的这个世界。

议题确实非常不好拿捏，我和伊险峰挑了一个烫手山芋。而我们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可能是如袁老师所说，我们想理解一群我们本来没打算去理解，也没想过可以试着去理解他们的人。这个姿态真的很高，是吧？我们在实际操作中真的是充满了困惑、不愉快，有时是愤怒，绝大多数时候是困惑。

我把这些情绪都留在了书里。一方面是因为我有点懒，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这一行要保留事实。书里有很多这样的对话，我不想把它处理成我的一个简单的呈现。

如今，年轻人对这个世界，对历史、民族、国家、政治的理解，已经有丰厚的资产可供批判、检阅。我们现在面临的可能是这样的处境：你处于一个“随机”产生三观，并且很容易觉得自己被骗了的舆论环境里；与此同时，你觉得其他人也是这样的。于是，会产生以下情况：我同意你时，我默认我们俩是一样的；而我不同意你时，我也觉得没必要同意你。因此，这本书确实是关于“理解”的。

我的采访在2020年到2021年间展开，那时新冠大流行刚开始，有很多公共事件发生，人们在微博上吵得不可开交。其中有一些甚至算是国际舆论发酵，它足以撕裂所有人的关系。当时有个说法，如果一桌人能就当时的热议问题达成某种意义上的共识，他们将会是一辈子的挚友。但这件事发生的概率非常低。

我的采访对象有一些让我非常意外的东西，他们真的都挺慷慨的。在接受我的访谈计划时，他们都知道这个计划是什么；一些年轻人也知道我们的立场绝对不一样，但还是选择来面聊。

有人会问，书里的这些样本能代表ta周围的人吗？我其实没有把任何个体作为样本的意思，因为不能在这一层意义上做抽样调查。我们的访谈者数量，就年轻人而言是30来个，就整体而言大概不到100个。

他们是我要探讨的议题的一部分，而我确实通过他们抵达了我一直很想探讨，但没有探讨过的种种问题：既包括不同代际间的冲突来源，也包括为什么威权这样的概念在新一代人的生活中，产生了微妙的变化和转换。

有人会问，你们80后好像不怎么谈政治，但现在的年轻人更爱谈政治，是他们离政治更近了吗？还有很多人问，你到底给了我什么答案？

其实这本书没有明确答案，我提供的更多是观察、我的视角。原因很简单，这些年轻人接受访谈时，才20岁上下。要给20岁的人立即贴上一个标签，是没有价值的。重要的是，这些年轻人在社会中选择的走向并不单一，而这样的社会图景是怎么发生的？

对于书里的很多观察，是感到愤怒、不同意，或者是感同身受，都是高度取决于读者自己的——ta有怎样的见解、社会观念和知识量。也可以说，本书不在于作者想要跟读者说什么，而在于读者想从书里看到什么。

可能书的意义和美妙之处也在于此。不同年龄的人读一本书——如果一本书有幸被你翻开两次以上的话——其实感受是不太一样的，因为你在变化，你希望在这本书里看到的东西也在变。我觉得《富足一代》某种意义上也是在做这样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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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我们用几十年

走完西方社会两百年的历程

杨樱：今天另一位对谈者是泓力，他现在在美国念历史学博士，是一位00后。我也是今天刚认识他。路上我和他聊，他爸妈是怎么想到很早把他送到私立学校去的。泓力的回答很简单：你为什么会觉得这是一个特殊选项呢？这时我才明白，对他来说，私立学校已经是一个“基础设施”了。但在我这一代成长的时候，私立学校可能没什么机会进入我们的生活。

《富足一代》这本书提到了很多新一代年轻人认为是“基础设施”的东西。当年轻人的父母认为这些东西是他们给孩子提供的条件、创造出的机会时，年轻人已经认为那些是“基础设施”了：它们就在那儿呀，我难道不应该拥有吗？这两种不同的心态注定了很多冲突就是会发生的。

↑《小欢喜》剧照

泓力：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的背景：2000 年出生，生长在省会城市成都，父母都是工薪阶层。我6岁到12岁时在私立小学上学，当时我就能察觉到班里同学的家境不大一样。有些同学的父母出生于四川农村，赶上了时候，创造了巨额财富，让他们有能力从四川的县城、乡镇搬到省会城市，让子女读一所比较好的私立学校。

我的案例其实不太有代表性。高二时，我接触到了一所国际学校，它在全世界有不同的校区，每个校区的学费不一样。我父母说，你申请吧，反正家里负担得起就负担，负担不起你就高考。

我申上了最便宜的那所，去了波黑。它在被战火蹂躏的小国里，确实也是一个基础设施最差的地方。之后基本上就是没有回头路了，我不可能再回来高考。后来就继续申请海外的学校，一直到现在。

杨樱：你提到后来去了南美支教，这让我想到《富足一代》第一章写的女孩，张雨希。她高中的“间隔年”去了一个瑞士的项目，以及作为东北人，她眼里的“远方”不是上海、北京，而是芬兰。她是能只身去一个很远的国度的。泓力也是，一个人去南美支教。

张雨希重新校正了我心目中一些宏大概念的存在。我意识到这一代人面临的世界，给他们的选择很多。当然，中国还是有巨大的贫富差异和地区差异的，但你确实能看到有相当多的人面临这样的机会，进入了一个与从前不同的全球化语境。

这里提到的“富足”也不是一个绝对意义上的褒义词，只能说是大家面对不同的机会。而我可能是想探讨，在这些机会都就绪之后，带来的是怎样的人。

泓力：就我的观察或阅读体验来说，你是在谈当下中国发生的议题。而放在更长的时间里看，现在可能存在一批人，他们的父辈既没有富足，到他们这一代也不见得富足——没能获取你说的“基础设施”或其他东西。你会怎么回应贫富不均以及它衍生出的其他不均？

杨樱：其实，我在这本书里探讨的并不是贫富差距。但是，回到你说的上一代也没能力富足的情况——我先姑且用你定义的“富足”——当一部分年轻人依然由于上一代的基础太弱，没能富足起来，我要跟他们探讨的是，结构性贫困到底是因为什么出现，而导致了今天的处境？而不是说和他们讨论这本书要探讨的议题：两代人的冲突。

当然，在他们那里也确实存在两代人的冲突，只是这不是他们生活当中最重要的议题。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议题首先是生存。而这个“生存”比起40年前的、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生存”，是否有所改善？必须公允地说，是的。

泓力刚才提出的“富足”不是我提出的“富足”。我说的“富足”是大家解决了生存危机之后的“富足”。他说的类似于这些年轻人能不能像北上广深的人一样活着，而我想表达的是，他们即便不像北上广深的人一样活着，大概率也不会饿着。可能会有人觉得我的标准也放得太低了吧？但是，对这个国家大部分人的生活所需来说，这个基础水准已经比更早之前提升了非常多。

在我想讨论的语境里，之所以现在年轻人跟父母的冲突那么大，是因为父母那代从零起家时，确实占到了非常大的时代红利，而这也导致父母一代在现在的社会利益结构里，占据绝对优势，并且以他们的年龄来看，短期内也不会让出位置来。

所以，年轻人没有理由能在这里面挤出一个实际利益上的生存空间，也就只能用“我是牛马”或者“我用自己作为某种方法”，来开拓出“我想要的生活方式”。

泓力：如果把视野放宽到全世界，我觉得1995年或2000年之前在中国出生的人，可能活在所谓的“中国例外主义”中：他们生活的社会结构是由中国特定的环境、历史进程造成的，于是他们过上了那样的生活，有了那样的家庭、教育。

在我生长的这个年代，2000年前后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分水岭，中国在贸易上加入世界共同体，后来在文化、经济上也加入了这些共同体。中国与世界融合的速度史无前例地加快了。我在想，1995年或2000年之后出生的人是否在远离这种“中国例外主义”？杨老师在书里描述的这一代人可能是生活在这种转换过程中，而不是像父辈一样生活在“中国例外主义”之中。

其实，我的美国同学的身份、家庭背景是很相似的。他们父辈、祖辈经历的事情，他们也在经历。比如，他们的祖辈上大学时就去派对，喝酒。他们的父辈重复着同样的事，到他们这一辈也还是这样——这是一个常态了。但是，对我们来说，书里描述的这种变化可能是在2000年前后才发生的。那么，如果从美国社会或是西欧社会来看，1995年或2000年之后出生的这一代人是否正在走向一种“正常”的状态？

袁长庚：我理解，你想说的是在美国看到现代性的终点是大家都是一样的，每一代人都会破灭，都不敢保证明天比今天会更好。而中国的特殊性在于，美国、欧洲等社会是花200年走到今天的，就像《富足一代》里写的，中国在几十年里就完成了这件事。

泓力你提的问题可能是：杨老师是不是太把书里写的这个问题当成是一个问题？是不是只要一个社会走在了现代性的道路上，发展到今天就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此似乎也不太需要去强调这个东西的特殊性？

泓力：嗯，当然我也不想强调一种线性的或者是目的论的东西。

杨樱：有位韩国教授提出了一个理论，“压缩现代性”（Compressed Modernity）。他写了本书，叫《压缩现代性下的韩国》，书里写的就是刚刚袁老师所说的，人家200年的过程，你在几十年里走完。这个熵值的过程是非常高的，急剧压制。而这也是有代价的，也就是压缩现代性所带来的结构性问题——其中一个比较显著的就是泓力提出的，结构性贫困或者说贫富极度差异。

韩国可能是一个最经典的压缩现代性的案例。我们之所以常以韩国为参照，部分原因在于，有些问题在本土语境中讨论起来更复杂。

我不觉得这两个问题可以同向比较。虽然同是现代性问题当中的一个表现，但是我们尚未充分展开讨论的问题，可能比韩国经验所呈现的更为复杂。有一些问题，可能要经过更长时间才会被充分认识。

举个例子，独生子女。可能大家会认为这只是一个计划生育政策，不是和“富足”这个问题非常相关的。有人问我，想不想做独生子女的选题。因为现在提倡生二胎、三胎，他们想知道独生子女这一代成人之后，从社会人口的意义上看，提供了一种怎样的社会图景。我说，我们更感兴趣的不是这代独生子女怎么样，而是当他们成为家长，他们和他们的孩子之间会发生什么。这才是真正有趣的。

这个问题会埋下很多伏笔。因为没有人生来就会做家长，当这样一件史无前例的事在中国发生，当这么一个巨大的群体做了家长，会给这个社会带来什么，目前还很难预判。这应该是压缩现代性中的另一个例子。

总之，可能因为有很多类似的例子，所以我不认为光看GDP和现代化的物质发展指标的进程，就可以把前面说的两个问题放在同一个社会层面讨论。

泓力：对，我完全同意。

杨樱：我跟伊险峰、周轶君之前在上海做了一场新书活动，现场提问的年轻人非常愤慨，说我们现在只能躺平，或是我们想躺也躺不平，心里很委屈，想过自己的人生，却被各种各样的框框给框着；我不开心，这个时代对我不公平。

↑周轶君

周老师有一句话说得还挺好。她说，这样一个让大家不开心的时代，不是来到了年轻人面前，而是来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所有人面前；那些上有老下有小的人，比你更不开心。

中国第一代中等收入群体经历了高速增长和财富积累的40年。而到了一个时间点，发展阶段发生了变化，或者从经济学上说，它不像以前那样用增量解决存量的问题。原有发展模式需要调整，并且人们不得不面对一些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了。怎么解决呢？只能拖着。而这也会导致泓力刚刚所说的，人们进入了一个新的语境。

这本书写在这个新语境出现之前。我做这个采访时，书中上班的年轻人对自己的称呼还是“打工人”，而不是“牛马”。大家的状态是在2024年后有了新变化的。

在这本书里，你会看到大家还乐意、还有心力去探讨自己和他人的不同，或者说至少我还有心力让他们来面对我。如果现在我重新就这个话题做采访，我所面对的复杂性和难度要比那时大不知道多少。而且，难度好像还挺大，我可能都做不完这个访问。但这也意味着我要面对一些新的议题。

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变化节奏都挺快。它飞得挺快，从一种发展状态转向另一种状态的过程也挺快，而且很多东西都迭代得比别人迅速，蹭蹭蹭蹭地就过了一个又一个周期性的调整，虽然还不知道它是否构成一个完整周期。

这本书可能就是在这飞速的变化里，切了一块小切片出来。日后，假如以历史学的眼光回溯2020年到2021年的中国，人们会看到，那时有一群年轻人对中美的关系是怎么看的，他们谈论美国或所谓的发达国家的语境跟上一代人的差异有那么大，他们对中国的看法是什么，以及作为个体的他们如何理解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这是很有趣的，它们作为一颗小胶囊被保存了下来。

袁长庚：我在杨老师的书里看到最窒息的部分是和原生家庭有关的。

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巨婴”？因为在成长过程中，ta没有扮演过照护者。从人类学的角度看，在人类历史上的所有亲属制度里，不存在一个人在家庭中只扮演一个角色的情况，不管ta是生活在大家族、联合家庭中，还是多子女核心家庭里。并且，即使是一个男孩，也要在成长的某个阶段扮演照护者。

在计划生育后，一家三口里的每个人只有一个角色。并且，很多孩子从出生到上大学，只拿过一个剧本：家长认为ta最好活在一个相对真空的状态里，全身心关注学业，一切向外敞开的过程只会让ta在学业上的竞争力下降。但是，只拿一个剧本的人怎么变成演员呢？这样的人怎么会有自觉性，并且对世界有基本的判断呢？

我们其实牺牲了生活的复杂性换来了今天的富足。从人类学的角度看，我认为现在中国人最大的问题是几代人要学会重建生活：重建生活的复杂性，重建人和世界的联系、各种各样角色分配的可能性。这个过程会非常漫长。因为我们向前看，前辈留下的所有经验在今天都已失效。这和进山徒步时什么东西都没有一样，摸索的过程非常难，我们会非常非常痛苦。

今天有很多人关注怎么建立主体性，怎么有韧性。但是，与其说想象自己的主体性从哪里建立，不如说想象我要跟这个世界发生怎样的关联。现在，在云南这个地方已经有苗头了，比如有人会来旅居，说想重新养一遍自己，并在过程中找到自己的同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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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你的“富足”不是我的“富足”

彦祯：看完《富足一代》，我的感受是上一代创造了那么多财富，可是一二线城市年轻人在这样的物质财富基础上，依然有匮乏感。比如，我们没觉得意义感很充足，或是没觉得上一代人提供了很坚实的、可以达成自我实现或探索的土壤——那些物质积累所没有带来的东西。

今天对谈的主题是“你的‘富足’不是我的‘富足’”，我个人简单的理解是，上一代人创造的“富足”，不足以让我有作为一个“人”应有的完整感受。

杨樱：但也只有在享受了前面的那些富足之后，ta才会产生这种不满足感。悖论就在这里。

袁长庚：其实彦祯讲得非常对，今天年轻人不是匮乏，是彻底lose（迷失）了。比如，假设我今天有一笔钱买了台兰博基尼，你会觉得我富吗？你很有可能觉得我有俩臭钱，但不会觉得我的“富”本身很体面，是精神上的富足。

其实我蛮想为“富足”这个词再做一点点辩护。如果今天一直强调说年轻人就是富足一代的话，一定会被骂。但我们至少可以换个说法：我们已经差不多告别了绝对匮乏的一代。因为在真正匮乏的年代，人是一定会交换东西的。

另外，我们不能完全把这个问题等同于一个经济学问题，它里面有社会心态的问题。用学术上的话讲，《富足一代》这本书讲的是心态史研究。而心态史有相当强的主观性，有相当强的短历史感。如果你把它还原成一个大历史，很多东西就消解了。现代性确实如此。

比如，再过50年，我们很可能会觉得今天在这里讨论这种问题是非常可笑的。因为只要现代性开启，就只有一条路可走。没有任何一个现代性国家最后能够达成：人们一边享受现代性，一边能在大家族里看到儿孙承欢膝下，女性情愿在家里当贤妻良母。如果要拉长到这个程度讨论，今天基本上没什么东西能聊。

这件事是我们在10年、20年里经历的，它的痛感非比寻常。假设咱们最后的结果都一样，目的地也一样，那么200年跟20年的区别是什么？我可以举个特别简单的例子。

在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医改顾问阿图·葛文德写的《最好的告别》一书中，提到美国社会在100年里有过几轮大的养老实验，围绕着许多问题展开：到底要不要在家里养老？在家养老该怎么做，不在家养老该怎么做？如果选择了商业养老机构，怎样的机构能复刻家的感觉？……这些问题的思考、推进都是通过讨论、实践得出的，并且是有代价的。回到我们的社会，可以想象一下，当我们或家人面临养老问题，会是怎样的。

如今，现实中存在一个问题，当同一个时代里叠合了五六层不同的价值观，简单说来，人们想聊一件事都聊不开。

读完这本书，我作为读者的感受是，它一定会激起你各种各样的反应。因为书里提到的人，不管你说ta是主流的也好，是个别现象也罢，ta是不是在你的生命里出现过？我觉得这代表某种趋势。比如，可以在书里明确地看到一些以男性为主的年轻人在呼唤秩序、力量。而这会让人想起现在韩国年轻男性走向右翼化的早期表现。

书里提到的内容会被很多人理解为：好像也没那么严重，可能是选的样本有问题。但从社会学的角度，我认为它在逻辑上是可以变成一个相当严峻的问题的。

这本书提到了一个男孩，他的父亲自称为自由派人士，但在家里辩论不过他时，会让他跪下。如果我们总是把书里的故事、经验归为所谓的非主流或边缘问题，那么我们就跟这个让儿子下跪的父亲没有太大区别。

今天借着所谓对“富足”一词的讨论，我觉得这本书的问题意识是值得我们去想一想，它未来跟我们每个人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当然，读者也可以保留自己在事实判断上的自由。

《富足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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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整理自璞玉书店的对谈现场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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