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2025年度好文章】陈龙：既要看见算法如何组织劳动，也要看见劳动者如何组织生活

编者按

近期，《当代青年研究》编辑部评选出了2025年度好文章。今日推送由陈龙老师为一文撰写的评语，希望借此促进学术切磋，与学界同仁尤其是本刊的作者与读者交流。

学术对话

既要看见算法如何组织劳动

也要看见劳动者如何组织生活

——评《霓虹灯下的赛跑：外卖骑手的都市生存报告》

陈龙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近年来，外卖骑手已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备受关注的群体。从算法控制到工作自主性，从劳动关系到权益保障，相关研究积累了丰富的成果，也逐渐形成了一些相对稳定的解释框架。在这样的背景下，继续研究外卖骑手，真正的挑战或许已不再是证明他们工作辛苦、受到算法控制或者缺乏劳动保障，而是如何从这些已经广为人知的现象中发现新问题，进而深化我们对平台劳动乃至当代劳动世界的理解。

《霓虹灯下的赛跑：外卖骑手的都市生存报告》是一篇综合性的调查报告。作者基于上海518份有效问卷、十余名骑手的个案访谈以及田野观察，从收入与支出、工作时间、劳动尊严、职业发展和权益保障等多个方面，呈现了外卖骑手的都市生存处境。就单个议题而言，文章的许多发现并不陌生，但将这些经验材料放在一起阅读，仍然能够带给我们一些值得进一步思考的启发。

首先，理解平台劳动，不能只看劳动者如何工作，还要看他们为什么工作，以及他们如何生活。既有平台劳动研究较多关注劳动过程，尤其关注算法如何通过派单、计价、考核和奖惩实现对劳动者的控制。这当然十分重要，但劳动过程并非孤立存在。劳动者为什么愿意接受某种劳动条件，为什么在明知工作辛苦、收入下降的情况下仍然选择继续工作，往往不能只从劳动过程内部找到答案。

文章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发现：52.7%的受访骑手每月有还债或还贷支出，65.2%的受访者需要补贴家用。债务、家庭责任和即时现金需求，不仅影响骑手的生活，也影响他们对工作方式的选择。作者发现，一些骑手宁愿放弃按月结算工资的专送工作，也倾向于选择日结或周结的众包、乐跑等方式。因为对他们而言，收入什么时候到账，与收入多少同样重要。

这一发现的意义，不仅在于揭示骑手的经济压力，更在于提醒我们劳动者在劳动市场中的选择，往往受到劳动市场之外的生活条件制约。家庭负担、债务压力、职业经历和未来预期，都可能转化为劳动者接受某种工作安排的现实条件。换言之，平台对劳动者的控制并不完全来自算法本身，也可能建立在劳动者既有的生计压力之上。要理解平台劳动的形成与维系，就不能只研究平台如何组织劳动，还必须研究劳动者如何组织自己的生活。

其次，理解劳动者的自主性，不能脱离他们实际拥有的选择。平台劳动研究中一个经常被讨论的问题，是外卖骑手究竟自由还是不自由。一方面，他们似乎可以自主决定何时工作、在哪里工作；另一方面，他们又受到算法派单、计价和考核规则的严格约束。文章对此提供了一些颇有意味的经验材料。

例如，有骑手宁愿选择收入更不确定的众包，也不愿继续接受专送站点的管理。还有骑手明知其他快递企业收入更加稳定、福利待遇更好，却因为不喜欢固定片区和重复性的工作而拒绝转行。这些选择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劳动者缺乏理性，也不能完全解释为平台制造的自由幻象。对于经历过工厂管理、创业失败或其它职业挫折的劳动者而言，能够摆脱直接的人身管理、及时获得劳动报酬，或者每天接触不同的人和环境，本身就可能具有重要价值。

因此，自主性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有无问题，也不能仅仅通过工作时间是否灵活来衡量。真正需要追问的是劳动者能够在哪些方面自主，又必须在哪些方面服从？他们获得了什么样的自由，又为这种自由付出了什么代价？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自由与保障并非天然对立。文章中一位骑手的反问颇具代表性：“团队作业是牺牲自由换福利保障，但如果换不来福利保障，为什么还要牺牲自由？”这句话说明，劳动者会在具体的工作条件下衡量自由与保障间的得失。因此，与其笼统地判断骑手是自由还是受控，不如进一步研究不同劳动者如何理解自由，以及他们的选择空间如何受到职业经历、经济条件和制度安排的共同塑造。

最后，理解劳动者的权益保障，不能只看制度提供了什么，还要看劳动者实际上得到了什么。近年来，围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相关部门已经推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职业伤害保障以及骑手友好型社区建设等。这些制度安排具有积极意义，但文章也揭示了制度供给与劳动者实际需求之间可能存在的距离。

例如，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被视为促进骑手职业化的重要手段，但不少骑手并不愿意参加培训，因为培训需要占用跑单时间，而技能等级提升又未必能够直接增加收入。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已经建立，但一些骑手仍然不清楚理赔程序，也难以承担医疗费用垫付和等待赔付的成本。对于这些劳动者而言，制度是否存在固然重要，但制度能否在需要的时候真正发挥作用，可能更加重要。

这里涉及社会政策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制度的有效性，究竟应当从供给者的政策目标出发衡量，还是从使用者的实际获得出发衡量？一项制度即便在设计上具有良好的初衷，并不意味着它必然能够改善劳动者的处境。制度从文本走向实践，还需要经过具体的组织实施、资源配置和劳动者行动。只有理解这一过程，才能解释为什么一些制度安排已经建立，却仍然难以充分回应劳动者的现实需要。

当然，文章也有进一步深化的空间。作为一篇综合性调查报告，其优势在于经验材料丰富、覆盖面广，但不足之处也恰恰在此。不同章节相对独立，尚未充分揭示这些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事实上，收入、债务、劳动时间、职业选择与权益保障并非彼此孤立，而可能共同构成一种相互强化的生计处境。例如，债务压力可能促使劳动者延长工时，超长工时又压缩其学习和转行的机会，进而使原本被视为过渡性的工作逐渐成为长期选择。如果能够进一步分析这些因素如何相互作用，文章便有可能从对生存状况的全面描述，走向对生存处境形成机制的深入解释。

此外，文章中有些值得深究的经验现象尚未得到充分展开。例如，骑手对“单王”的负面评价，究竟反映了怎样的群体规范与利益关系？骑手为什么将某些派单方式视为不合理，又如何区分算法设计的局限与平台有意实施的控制？这些细节可能比一些已经被反复讨论的宏观判断更有助于推动研究向前发展。尤其是在平台劳动研究日益丰富的今天，新的理论贡献未必来自提出更多概念，也可能来自对一个看似寻常的经验现象作出更加准确、深入的解释。总体而言，这篇文章的价值，不仅在于记录了外卖骑手的工作艰辛和生活困境，更在于为我们理解平台劳动提供了一个更为完整的观察视角。劳动者既是劳动过程中的生产者，也是家庭生活中的承担者、城市社会中的参与者和自身命运的谋划者。他们的工作选择与生活安排彼此交织，技术控制与社会关系相互嵌套，制度安排与实际行动之间也始终存在需要解释的距离。

原文信息

朱妍，2025，《霓虹灯下的赛跑：外卖骑手的都市生存报告》，《当代青年研究》第2期。

摘要：基于对上海骑手的问卷调查、个案访谈和田野观察，深描了骑手群体的收入与支出、工作时间和强度、劳动尊严与保障、经济状况与发展预期，全方位呈现平台经济下以骑手为代表的典型劳动者群体的生计状况。调查发现，超长工作时间的普遍化、劳动关系的隐匿化、技术治理下的劳动者失语、高风险人群的保险悖论等问题仍然存在，骑手与平台之间呈现复杂且模糊的关系，骑手的“自主性”背后隐藏着平台的精细化管理和全面监控。平台的出现与技术的进步催生出大量需要人类不定时参与的各类劳动和工作，我们需要穿透算法控制逻辑中的自动化和无人化表象，看到其背后的复杂利益关系。

（以下为全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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