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2年5月12日上午，四川江津石墙院，陈独秀喝下妻子潘兰珍泡好的蚕豆花水，不到半小时便出现中毒症状。那时的他已经年过六旬，患有高血压，身体本就虚弱。这场意外，成为压垮他身体的重击。
蚕豆花已经发霉。潘兰珍后来回忆，陈独秀或许早已察觉，只是舍不得把东西丢掉。那个年代，石墙院生活拮据，夫妻俩常常缺米少油，能入口的食物，很少被轻易浪费。
然而，真正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他们家中并非一文不名。陈独秀身边曾放着一笔两万元的预付稿酬，来自《小学识字教本》。这笔钱足以解决燃眉之急，可面对妻子提出暂时挪用的请求，他却坚决不答应。
“不能动。”
潘兰珍并非想挥霍，只是家里已经到了借米度日的地步。陈独秀仍然认为，既然书稿出版一事尚未按照自己的意愿办妥，这笔钱便不能使用。他宁可生活困顿，也不愿在原则上退让半步。
事情的症结，在书名。陈立夫看过书稿后，认可其中的文字训诂内容，却认为《小学识字教本》这个名称不够妥当，建议改为《中国文字基本形义》。陈独秀没有接受，书稿出版因此搁置，预付稿酬也被他放在一旁。
这不是临时起意的固执。陈独秀一生在文字、思想和政治问题上都极有主见。南京狱中，他曾因一个“父”字的解释与人争论；晚年生活再难，他仍把学术判断看得比个人温饱更重。这样的性格，既成就了他，也让他屡屡陷入困境。
1938年8月3日，陈独秀与潘兰珍乘船抵达江津。那一年，他五十八岁，刚从南京老虎桥监狱出狱不久。原本他希望前往延安，但由于多方面原因未能成行，于是选择远离政治中心，在江津度过余生。
江津的生活并不安稳。夫妻俩先住客栈，随后搬到郭家公馆，又迁往鹤山坪的施家大院，最终住进石墙院。搬家并不只是换一处住所，更意味着一次次割断与外界的联系。石墙院距离县城较远，来回一趟要耗费很长时间，报纸和朋友的消息都变得难以获得。
房屋也谈不上舒适。地面潮湿，家具简陋，夏日蚊虫不断，冬天则寒气逼人。陈独秀写作时，身旁总放着擦汗的毛巾；天气冷了，潘兰珍便做火笼，让他把冻僵的手指放在炭火旁取暖。
稿费断绝后，生活来源更加有限。北大教授津贴和旧日职务名义上的收入，在物价飞涨面前很快失去分量。陈独秀偶尔出售书法，也接受过章士钊、蔡元培、胡适、傅斯年等人的帮助，但这些钱并不能长期支撑一家人的开销。
有意思的是，他并不是没有别的选择。蒋介石方面曾试图拉拢他，提出经费和政治位置；陈独秀没有接受。朋友接济多了，他也会感到不安，担心彼此关系失去平等。对一个把人格看得极重的人而言，伸手求助本身就是沉重负担。
他与潘兰珍还曾亲自种土豆，常常半个月见不到荤腥。好友朱蕴山带鸭子前来探望时，看到院角几颗干瘪的土豆，才真正意识到这位曾创办《新青年》、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人，晚年已经窘迫到如此程度。
贫困之外，还有亲情的失去。陈独秀的养母谢氏随他来到江津，却在抵达后的冬天病逝。陈独秀年轻时曾办理“退继”，这件事始终让他心怀歉疚。母亲去世那天，他抱着遗体痛哭许久，旧日家庭、革命生涯以及两个儿子的悲剧，似乎都在那一刻重新涌来。
陈延年、陈乔年分别于1927年和1928年牺牲，陈独秀此后很少公开谈及内心伤痛。但在江津的孤独岁月里，亲人的离去不可能真正消失。潘兰珍陪伴着他，承担家务、照料病体，也见证了他一次次拒绝妥协。
1940年间，陈独秀住所还遭窃，丢失了衣物、手稿以及“独秀山民”印章。他最在意的并不是财物，而是那些未完成的文字。对他来说，稿纸上的字，比衣食住行更值得守护。
中毒后，陈独秀的病情迅速恶化。1942年5月27日，他在江津病逝，按周岁计算为六十二岁。临终前，他拉着潘兰珍的手，叮嘱她今后要自主生活。那部耗费多年心血的《小学识字教本》，只写到“抛”字附近，便随着作者停在了未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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