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4年冬，安徽太平县谭家桥一带，红七军团在激战中陷入险境。粟裕率部突围后，发现政委乐少华受伤被困。枪声没有停，他却带人折返回去，把已经无法行走的乐少华背出火力圈，自己留下掩护。
这个细节，后来常被人提起。因为在此之前，粟裕与乐少华之间并不融洽，甚至可以说，彼此长期存在隔阂。可到了生死关头，粟裕没有计较个人得失，只认一个身份：革命队伍中的同志。
事情还要从乐少华的性格说起。1903年，他出生于浙江镇海，家境贫寒，早年读过私塾，后来到上海五金店做学徒。五卅运动爆发后，他投身工人运动，并于1925年前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参加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表现较为突出。
大革命失败后，乐少华赴苏联学习。那段经历使他接触了不少革命理论，也结识了许多党的早期干部。回国进入中央苏区后，他的升迁速度很快。1932年，他被调往苏区工作，先后担任红三军团第五师政委等职务。
1933年10月，红七军团成立，寻淮洲任军团长，乐少华任政委，粟裕担任参谋长。一个是军事主官，一个负责政治工作，另一个掌握作战参谋，三人本应相互配合，但实际相处并不顺畅。
乐少华受当时“左”倾思想影响较深，处理问题强调原则，讲话办事也比较直接。有一次，粟裕从前线回来，赶到会场听政委作报告。寻淮洲招呼他坐下，询问战况。两人刚说几句，乐少华便拍桌说道：“我还在作报告，谁在讲话？”
会场一下安静下来。寻淮洲没有再说，粟裕也只得坐回原处。若只是提醒纪律，事情本不至于如此紧张；偏偏乐少华采取了训斥的方式，军团内部的关系由此更加微妙。
另一次战斗后，粟裕判断敌军受挫，主张乘胜追击。寻淮洲听后表示赞成，乐少华却没有明确表态。粟裕转身准备执行命令，刚走到门口，乐少华突然喝住他：“站住，怎么不问我的意见？”
在当时的红军体制中，政委制度关系到部队的政治方向，乐少华显然十分看重这一点。但他把正常的军事协商理解成对政委权威的冲击，便容易把分歧扩大。粟裕后来曾形容，那段日子自己处处谨慎，仿佛总有人在观察他的言行。
矛盾没有因战事紧张而消失。1934年，红七军团奉命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赣皖边推进，意在调动国民党军队，减轻中央苏区压力。这支部队辗转作战，兵力和补给都受到限制，最终在谭家桥遭到重创。
战斗中，粟裕负伤突围。走出一段后，他得知乐少华仍被困在阵地附近，立即组织人员回援。找到乐少华时，对方伤势很重，已经无法独自行走。粟裕让战士把他背走，自己带人断后。
有人问粟裕：“他平时那样对你，为什么还要回去救？”粟裕回答：“他是我们的政委，也是革命同志，不能见死不救。”这句话并不复杂，却说明了战场上的取舍：个人恩怨可以暂时放下，同志的性命不能轻易舍弃。
乐少华被送往上海治疗，随后回浙江休养，直到1936年8月才辗转抵达延安。伤病和这次战斗改变了他的工作轨迹，此后他很少再担任一线军事指挥职务，更多从事后方建设和军工工作。
1937年，他进入延安红军大学学习，并与浦代英相识。浦代英出身云南富商家庭，父亲浦在廷以经营宣威火腿闻名。乐少华请李富春、蔡畅夫妇从中撮合，两人于1937年12月结婚。浦代英的妹妹浦琼英后来改名卓琳，1939年与邓小平结为夫妻，乐少华因此与邓小平成为连襟。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乐少华主要从事后方工作，后来在东北参与军工建设。抗美援朝期间，东北军工系统承担了大量武器弹药保障任务，他也参与其中。遗憾的是，三反五反运动中，他受到审查和处理，个人情绪受到很大冲击。
据李富春后来评价，乐少华的问题并非严重到不可挽回，更多是性格执拗、思想压力过重，最终没有走出心理困境。1959年，乐少华去世。多年后，浦代英仍为此悲痛不已。1980年，在浦代英及邓小平等人的努力下，乐少华得到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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