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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大尚未走出债务泥潭,一桩尘封多年的资金往来突然浮出水面——清盘团队以许家印名义发起跨境追偿,索要186.5亿港元;而被诉方张松桥迅速反击,反向主张对方仍拖欠101亿港元本息。一方坚称是单向出借、从未获任何回报;另一方则强调系多年垫资后的分期偿还,双方各执一词,账目背后真相扑朔迷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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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达百亿的跨境资金划转既无正式借款协议支撑,也未设置资产抵押或担保安排,更缺乏第三方监管痕迹。在缺乏书面依据的前提下,资金性质界定模糊,一旦发生争议,权属归属难以凭单方陈述定论,司法认定面临极大挑战。
清盘人追钱反被告
2026年9月30日,国庆长假前夕,香港高等法院立案处收到一份署名为许家印的民事起诉书。
但此时许家印正羁押于深圳某看守所,人身自由受限,显然无法亲自签署并递交法律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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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主导此次诉讼的是恒大境外清盘人杜艾迪与黄咏诗。他们借由许家印控制的英属维尔京群岛公司Xin Xin(BVI)Limited作为法律主体,将昔日商业伙伴张松桥列为被告,正式启动对186.5亿港元款项的司法追索程序。
仅隔八日,即10月8日,张松桥亦向同一法院提交反诉状,要求许家印清偿尚余101亿港元本金及相应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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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笔巨额资金,在双方叙述中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逻辑起点与法律定性。
恒大清盘团队披露的信息显示:2014至2020年间,许家印通过离岸架构向张松桥名下账户累计汇出186.5亿港元。
这些转账均未附带商业服务合同、股权认购协议或其他等价交换凭证,收款方既未履行对应义务,亦未作出任何形式的返还承诺,构成典型的无因给付行为,依法应予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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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松桥方面则提出完全相悖的解释:自2010年起,他与许家印达成口头合作共识,持续为恒大体系提供流动性支持,六年多时间里共垫付资金约290亿港元;此后许家印分批支付的186.5亿,仅为部分债务清偿,尚有101亿未结清。
尤为关键的是,2022年11月15日,许家印亲笔签署了一份债务确认文件,明确承认尚欠张松桥101亿港元,落款清晰、内容具体,具备基本形式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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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将时间轴拉回2020年,部分隐匿细节开始浮现端倪。
彼时恒大虽尚未公开暴雷,但财务压力已极度承压,总负债逼近2.4万亿元人民币,工程进度停滞、理财产品兑付中断、数百个楼盘交付陷入僵局。
就在这一敏感节点,许家印先后三次集中向张松桥转账共计120亿港元:4月一笔40亿、6月一笔50亿、10月再转30亿。
仅这三笔操作,便占据六年累计转账总额的63%以上,节奏密集、金额庞大,引发市场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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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恒大境外清盘组登记在册的债权申报总额约为3500亿港元,而已完成处置变现的资产估值仅约18.4亿港元,资金缺口比例高达99.5%,堪称“冰火两重天”。
本案判决结果不仅关乎这笔186.5亿港元能否回归清偿池,更直接影响全体债权人最终可分配比例。
相较机构投资者,最被动无助的仍是数以万计已付款却迟迟未能收房的普通购房人。庭审进程一波三折,交楼时间表却一再延后,维权之路愈发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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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松桥来头不简单
张松桥在内地商界素有“重庆李嘉诚”之称,其成长轨迹颇具传奇色彩。
1964年出生于重庆普通工人家庭,父亲任职于当地一家化工企业。
1980年,年仅16岁的他获得赴港单程证,在香港边工边读两年后,于1982年重返山城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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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深圳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自信表示:“回到重庆时,我已经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
关于其早期发迹路径,坊间流传多种版本,包括倒卖电子表、经营银元交易等。经多方交叉核实,较可信的说法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频繁往返深港两地,低价购入香港电子表,高价销往内地市场,依靠区域差价完成首轮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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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张松桥联合曾维才共同创立中渝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并在重庆北部新区尚属荒芜之际,果断拿下2000亩土地开发权。
随后打造的加州花园项目,集住宅、学校、保龄球馆、银行网点与专业物管于一体,开创了重庆大盘综合开发先河,成为当时城市更新标杆之作。
2007年,中渝置地成功借壳上市,土地储备突破千万平方米,张松桥个人净资产跃升至125亿元,位列胡润百富榜房地产板块第20位,“重庆李嘉诚”称号由此广为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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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让张松桥深度介入恒大命运的关键节点,是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
当年恒大首次冲击港股IPO失败,外界估算资金缺口逾120亿元人民币,许家印一度濒临绝境。
经英皇集团主席杨受成引荐,他得以进入由郑裕彤、刘銮雄、张松桥等人组成的香港顶级富豪社交圈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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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松桥在此过程中担任许家印粤语沟通桥梁,并协助其与郑裕彤建立初步信任关系,成为关键中间人。
2008年6月,郑裕彤牵头联合科威特主权基金、德意志银行及美林证券,共同注资5.06亿美元入股恒大,助其渡过生死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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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恒大再度赴港上市,张松桥斥资5000万美元参与基石认购,并与郑裕彤、刘銮雄一同出席敲钟仪式,彰显深度绑定姿态。
上市后恒大扩张步伐加快,张松桥与其资本互动日益频繁,恒大陆续收购其多个内地地产项目,双方形成互利共赢格局,合作关系一度极为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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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张松桥的远见卓识体现在他对风险的高度警觉。
早在2013年,他便启动战略性撤退计划,大规模减持内地地产资产,旗下核心项目相继转让给融创中国与恒大集团,三年内套现规模达150亿元左右,执行“只出不进”的审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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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某地块转让出现7亿元账面亏损,他也毫不犹豫完成交割,决策果决、取舍分明。
完成境内资产清理后,张松桥迅速转向海外市场布局:斥资11.5亿英镑购入伦敦金融城地标建筑“The Cheese Grater”,又以创纪录单价拍下香港山顶白加道22号豪宅,刷新全球住宅单价第二高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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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亿转账扯出大口水战
聚焦本次诉讼本身,张松桥提出的反诉主张虽金额明确,但在证据链完整性上存在明显薄弱环节。
近290亿港元的所谓“垫资”,跨度长达十年(2010–2020),全程依赖口头约定,既无正式融资协议,亦无抵押担保措施,更无独立第三方见证记录。
唯一具象化凭证,仅有一份签署于2022年11月15日的债务确认书,而该文件出具之时,恒大早已全面爆雷,许家印本人亦处于多重监管之下,其签署背景与意思表示真实性亟待法庭深入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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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两个核心事实需由法院重点查明:
一是账务对应性问题:张松桥主张的290亿垫资流水,是否能与许家印一方提供的186.5亿转账明细逐笔匹配?每笔资金进出路径、用途说明、时间节点是否存在完整银行凭证支撑?
二是决策合规性问题:在恒大资金链高度紧张、多项刚性兑付义务濒临违约之际,如此巨额资金为何选择跨境转移?内部是否履行董事会决议、风控审批及信息披露程序?资金真实用途是否符合公司治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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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案裁决意义远超单一债权追索范畴,或将为后续同类离岸资金纠纷树立重要判例标准。
倘若法院最终采信张松桥主张,认定相关转账确属偿还既有垫款,则该笔186.5亿港元不再纳入恒大清盘资产范围,全体债权人无法从中受益。
反之,若清盘人举证充分,法院认定该款项属于无对价转移,那么这部分资金有望重新注入偿债池,尽管相较3500亿申报债权仍显微薄,但对购房者等弱势债权人而言,已是雪中送炭式的实质性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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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值得警惕的是,那120亿港元集中转账发生的时间窗口极为特殊。
当时恒大正面临多重偿债危机:施工方工程款拖欠严重、理财产品无法兑付、全国多地项目停工烂尾。在此背景下,仍有大量资金流向境外账户,其合理性与公平性必须接受司法审视——恒大当时的债务清偿顺序是否公允?是否存在优先保障特定关联方利益的情形?这些问题都需要权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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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结底,这场横跨十余年的百亿级资金博弈,本质是两位地产巨擘之间复杂利益网络的集中爆发。
如今许家印已被判处终身监禁,张松桥则长期定居英国专注海外资产运营,二人均已淡出舆论风暴中心。
真正被裹挟其中、难以脱身的,是那些倾尽积蓄购买期房却至今未能入住的家庭。只要恒大整体债务困局未解,无论本案胜负如何,他们的等待就仍在继续,希望依旧悬而未决。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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