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
《伟大的长征》播出之后，很多人都记住了王稼祥。
全剧之中，他几乎没有自己走路的时候，一路上都是被人抬着走。
弹幕上问得最多的是：他的伤是什么时候受的呢？
答案和大多数人想象的不同。
这伤，比长征来得还要早，也重得多。
事情要追溯到1933年4月。
当年敌人集中兵力进攻根据地的时候，空中就有飞机轮番轰炸。
王稼祥在前线的时候，一枚弹片从轰炸中飞过来，正好击中了腹部，人当场就没了半条命。
那个时候医疗条件很差，连麻药都没有，医生几次动刀，痛得死去活来，但是有一截弹片卡在身体里，怎么也取不出来。
伤口时好时坏，需要用管子把脓液引出来。
病人躺在病床上，就连坐起来都很困难。躺了差不多一年。
1934年10月，队伍开始转移。出发前，因为带谁不带谁而争吵了一番。
有人提出，伤势最重的王稼祥应该留在这里养病，以免给队伍带来负担；毛泽东也被点名留下，原因是他的身体还没有恢复。
他当场就否决了这个提议。
说王稼祥在党内所处的地位以及他在整个长征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长征这副担子上不可或缺的一环——缺少了他，队伍内部早已失衡的局面，恐怕也坚持不到遵义会议了。
长征途中，被抬着走的不只是王稼祥一个人。
当时毛泽东刚刚从大病中恢复，过完了于都河，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王稼祥受伤严重，全程都没自己走过路。
张闻天基础好，大部分都是骑马。
三个人一起走、一起住，后来在党的历史上被称为“担架上的三人团”。
一路颠簸，伤也就一路恶化。
翻越雪山、跋涉草地的时候，他本人有几次险些交代在半路。
但是被人抬着走的那一段路，他一直在做一件事：和毛泽东一起想方设法把这支部队带出去。
他赞同毛泽东的观点，在队伍中慢慢消除了分歧。
在途中休息的时候，几个人议定：到了遵义之后召开一个会议，把人事、军事路线问题摆到桌面上来讨论。
这个会，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遵义会议。
王稼祥进场的时候，人已经撑不住了——伤口又破了，基本上不能站立，大部分时间都是半躺着，到了发言的时候才拼尽全力坐直。
他在会议上第一个发言，矛头直指博古、李德的指挥，提议让毛泽东重新出来指挥红军。
伍修权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留下这样一句话：“客观地说，遵义会议能够召开起来，头功应该记在王稼祥身上。”
毛泽东之后多次提到这件事，并且说那一票是在最要命的关头投出来的。
从此，“关键的一票”这五个字就与他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一票定乾坤，并不为过。
剧组方面也没有马虎。
据新京报报道，这场重头戏，剧组前后拍了七天。
导演张永新最在意的，是让演员别端着、别浮夸，往真实里演。
难怪剧中王稼祥半躺起身发言的画面可以让人信服。
再来说说剧中行军的场景。
剧组拍摄时很注重细节，但是背景交代得不够清楚——观众不知道王稼祥身上有旧伤，所以顺理成章地认为：革命者嘛，冲锋陷阵，负伤就是常事。
但是王稼祥却不同，他身上背着旧伤，仍然把长征走完。
史料中有一段记载：翻越夹金山的时候，伤口疼痛难忍，他就干脆下地自己走，一步一个脚印，终于爬上了山顶。
抬架的人不忍心，想把他扶下去，但是被他拒绝了：“你们比我更辛苦，让我自己慢慢走吧。”
给人印象最深的并不是那些慷慨激昂的台词，而是一点一滴中不肯放弃的精神。
一个翻身都很困难的人，在长征路上承担起最沉重的政治任务；一个需要别人抬着走的人，在关键时刻投出了扭转局势的一票。
英雄并不一定总是冲锋在最前面。
英雄就是被人抬着走，也没肯把责任放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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