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1年11月29日夜里，邓演达被蒋介石下令秘密处决，年仅36岁，此时距邓演达在上海被捕，仅仅才过去3个月。
在这3个月里，蒋介石曾派人劝降，许以中央党部秘书长或总参谋长之位，又提出可以出资送邓演达出国。
但条件是要求邓演达放弃主张，解散组织。邓演达断然拒绝，直言“要为中华民族维护正气”。
眼见劝降不成，蒋介石最终下达了秘密处决的命令。
那么，一个手无兵权的在野者，为何让手握实权的蒋介石下杀手呢？
首先，邓演达在黄埔学生中的地位太高了。
黄埔军校筹办之初，孙中山指派了七名筹备委员，邓演达是其中之一。
军校正式开办后，他先后担任教练部副主任、学生总队长，1926年初出任教育长，主持校务。
学生对他的敬服，来自日常相处的细节，他与学生一起出操、一起吃饭，全校大会时始终正襟危坐，军容整肃。
更关键的是，他在课堂之外让学生看到了一个可以效仿的军人样本：严格，但不靠权势压人；有立场，但不靠口号立威。
当时黄埔学生中流传一种说法，以成为“邓演达式”的学生为荣，有人连他的举止动作都刻意模仿。
而这种影响力触及了蒋介石的敏感处。
蒋介石本人非常在意对黄埔师生的精神控制，经常集合官兵进行训话，以此塑造个人权威。
加之邓演达在此期间支持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相对立，又当面批评蒋介石亲信王柏龄破坏团结的行为。
因此，蒋对邓的忌恨从黄埔时期就已经埋下。
而邓演达对孙中山的追随，同样不是姿态性的。
1920年，他应邓铿之召赴福建漳州加入援闽粤军，从此进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力量之中。
1921年底在桂林第一次面见孙中山，此后数年，他从粤军第一师的营长一路升至团长，在东征、讨伐陈炯明、北伐入赣等战事中始终站在孙中山一边。
孙中山曾书赠对联“养成乐死之志气，革去贪生之性根”，又说过“干革命，有两达，革命有希望”，其中一“达”就是邓演达。
孙中山去世后，邓演达把“忠实执行孙中山的指示”转化为对三大政策的坚持。北伐期间他出任总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中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占多数，恽代英、郭沫若、章伯钧等人都在其中工作。
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邓演达公开参与发表讨蒋通电，两人彻底决裂。
此后邓演达流亡海外，考察欧亚多国，1930年回国后在上海主持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提出反帝反蒋、通过平民革命建立以农工为中心的平民政权。
这个组织后来成为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但在当时，它的直接功能是在国民党体制之外另立一个以孙中山三民主义继承者自居的政治中心。
不过，蒋介石杀邓演达，最直接的原因在于邓演达开始从组织上侵蚀蒋对军队的控制。
1930年前后，邓演达依托自己在黄埔的旧关系，组建了黄埔革命同学会，与蒋介石嫡系把持的黄埔同学会相抗衡，在国民党军队中进行联络和策反。
至1931年，这个组织发展到6000余人，并在北平、武汉等地设立分会。
黄埔系是蒋介石权力的根基，邓演达却在蒋的根基内部开辟了一条与之竞争的组织通道。
邓演达被捕后，黄埔军校历届毕业生联名写信要求释放他们的“邓教育长”，这件事对蒋介石的震动，远超过邓演达本人的任何一篇宣言。
一个被关在牢里的人，仍然能让散布在各军中的黄埔生联名上书，这种号召力放在任何统治者眼中，都是一种无法容忍的变量。
而更深一层的原因在于，邓演达的政治主张直接否定了蒋介石统治的合法性。
邓演达并不以“共产党”自居，他反复申明恢复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民主义，实行耕者有其田，建立农工平民政权。
邓演达的主张“打中了蒋介石的要害”，原因就在这里。
蒋可以给邓演达高官，却无法给邓演达一个比“继承孙中山”更有分量的政治名分；邓演达拒绝高官，也就意味着拒绝进入蒋可以控制的名分体系。
当1931年11月蒋介石因内外压力准备下野时，处置邓演达又叠加了一层现实功能：在下野前清除一个自己重新上台后可能更难对付的对手，同时以秘密处决的方式向国民党内的异己力量发出信号。
杀邓演达，既是清除政敌，也是在权力松动时刻的一次震慑性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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