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春，四野部队南下途中，湖北一带的公路旁，一张临时贴出的红纸引起了唐凯的注意。纸上没有复杂内容，只有一句话：“唐凯，你的母亲在此等你！”多年征战后，这位四野特种兵部队的领导干部，没想到会在行军路上突然遇见母亲。
那一年，唐凯已经34岁。离家时，他还是个十四岁左右的少年，母亲则已48岁。二十年过去，少年变成了久经战火的军人，母亲也从中年妇女变成了68岁的老人。两张面孔，都被岁月改写得太深。
唐凯出生在湖北，1930年参加红军。那时的他年纪很小，离开家乡时，恐怕很难想到，这一次告别竟会持续整整二十年。此后的道路并不平坦，他先后做过宣传队长、连队指导员、营教导员和团政治委员，长期从事政治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他没有一直随八路军主力行动，而是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工作，后来进入冀东地区开展抗日斗争。担任冀东第十六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时，他已经不只是一个基层干部，而是承担着一支部队政治工作的骨干人物。
抗战胜利后，冀东部队在李运昌领导下分三路进入东北。第十六军分区由曾克林、唐凯等人率领，较早抵达沈阳，并同苏军进行交涉。部队随后迅速扩充，从四千多人发展到数万人，短短几个月间，组织规模和任务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这段经历看似是部队扩编，实际考验的却是干部的组织能力。新加入的人员成分复杂，训练、管理和思想教育都不能落下。唐凯长期负责政治工作，既要把队伍组织起来，也要让不同经历的人员形成共同目标。
部队完成整编后，他任辽东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副主任，并担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副政治委员。1948年3月，他调任第五纵队副政治委员。到了平津战役结束后，他又担任四野特种兵部队政治部主任。
四野向中南地区推进时，特种兵部队的使用并非简单随大军前进。南方河网密布，道路条件与华北、东北不同，战车等部队受到地形限制，炮兵力量则承担了更现实的支援任务。唐凯随部队南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经过家乡附近。
公路边的人群中，有人认出了他的身份，把他带去寻找母亲。老人见到来人后没有立即说话，只是站在那里仔细端详。唐凯也很快明白，母亲并没有认出眼前这个穿军装的人。
他没有急着解释身上的职务，只轻声说出了自己的原名。母亲听清后，才确认这是离家多年的儿子。她把唐凯抱在怀里，二十年间积压的牵挂，终于有了落点。
“你是我的孩子？”母亲反复确认。唐凯回答：“是我，娘，我回来了。”短短几句，并不能补回二十年的空白，却足以让这场重逢变得真实。
母亲并不是偶然出现在路边。她从唐凯的同学任士舜那里得知，南下部队可能经过这一带。由于任士舜当时掌握有关交通和路线的情况，老人便提前赶到公路旁等候，并贴出告示。她在那里等了三天，只为不错过儿子经过的那一刻。
母亲不知道，唐凯参加革命以来曾负伤八次。那些伤口留下的，不只是身体上的痕迹，也意味着无数次与危险擦肩而过。可在见面时，他没有把伤疤一一展示给老人。对他而言，能活着回来，已经是战友牺牲之后得到的一份幸运。
相聚时间很短。部队还要继续向武汉推进，唐凯不能因家庭团聚停留太久。告别母亲后，他重新回到队伍中，随部队完成南下任务。那次见面没有隆重仪式，也没有长篇叙说，只有一位母亲在路边等候，和一个归来的儿子短暂相认。
部队抵达武汉后，上级决定让特种兵力量留在当地。此后，唐凯被任命为民航局副局长兼政治部主任，转入新中国民航事业的建设工作。对于这个十四岁左右便离家的军人来说，南下途中与母亲的相逢，是漫长战争岁月里一次极其短暂，却无法替代的停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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