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周刊｜一套农村独居老人照看机制的运转

接连两天，郭爱玲都没见过刘成利。两人住在同一个单元，一个在三楼，一个在五楼，平日里总会在电梯里、楼底下碰见，两天不见实在反常。她放心不下，给刘成利打了一通电话。

“你上哪去了？”她开口就问。

“我身体不好，去打针了。”刘成利答。

这样的对话，两人都习以为常。郭爱玲甚至对言语之外的隐含信息都了然于心——“身体不好”具体指的是心脏问题。

对翟家疃党支部委员郭爱玲来说，69岁的刘成利是邻居，也是三年前老伴去世后独居至今的老人。

对刘成利来说，郭爱玲的身份也具有复合性。她既是如今自己独居生活的监护者、兜底人，也是他同村的后辈——他几乎是眼看着郭爱玲长大的。

在即墨向阳新村，一套基于熟人模式的照看机制正在运转。官方称其为“暖信敲门”行动，但实际发生的，远不止“敲门”。关心不写入工作记录，照看不拘泥于形式，全村71位独居老人的村庄兜底，以一种更无声、更日常的方式，渗入他们的生活。

“敲门”路上。（左郭爱玲，右王元云）

从平房到楼房

初进向阳新村，四处不见“村”的样子。

六至八层的安置楼整齐排列，没有高层，全都配有电梯。封闭式大门口有人值守，车辆进进出出，偶尔还能见到骑电动车巡逻的保安。小区道路整洁，这是现代化保洁制度保障的结果。比起村，这里更像一个成熟的都市社区。

但细看之下，一些细节仍能照见“村”的影子。

像大多数中国乡村一样，向阳新村里老年人居多。这是十月里一个工作日的上午，几乎每个单元门口都有老人围坐聊天，有人边晒太阳边摘菜。一棵大树下，几位老人围坐石桌打麻将，观战者在外围又站了一圈。旁边的绿化带里，居民自己种的紫眉豆已经成熟。

安宁和谐的背后，是一段重建之路。

付家屯妇联主席王元云至今清晰记得村里拆迁的日子是2019年3月。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一期于2020年交付，共27个楼座，容纳了800多户居民。

对于新生活的开启时间，大家的记忆普遍集中在2021年左右。彼时，原本的村民们告别土地、家禽家畜、旧房舍，也告别了熟悉的居住模式，聚集到这个封闭小区。

房子是随机抽签分配的，邻里关系被彻底打乱，居民们不得不面对陌生的邻居和陌生的生活方式。熟人模式变成半熟人模式。

很多新问题随着新生活的展开逐渐浮现。最早意识到独居老人问题的，是村里的几位女书记——大信街道向阳新村所辖党支部有三位女书记，她们后来带头成立了一个叫“信大嫂”的品牌，专门做矛盾调解、弱势群体关爱这些工作——那时大家搬来没多久，有书记想到，住楼和住平房毕竟不同，邻里之间比较陌生了，见面时间也少了，从前那位长期独居、身体状况不佳的老人，如今谁来照看呢？

几人凑在一起商议后决定，不如让妇联主席时不时上门去看看。

最早的“敲门行动”由此而来。

渐渐的，需要上门照看的老人从一位增加到两位、三位，参与敲门的队伍也日渐壮大。直到如今，向阳新村里71位独居老人无一例外被纳入日常关注对象，敲门者也从妇联主席、党支部书记扩展到其他热心村民组成的志愿者。

这套机制有它的边界。敲门者们存着每一位独居老人亲属的联系方式。一旦发觉老人状态不好，或紧急情况发生，第一时间拨打120、联系子女，是必然的步骤。子女大多在市里打工，离得不远，开车很快就能赶到。

高淑娥回忆，好在真正紧急的情况尚未发生过。

工作原则之一：就近安排。刘成利就这样被“分配”给了住在楼上的郭爱玲；一位未婚、无子女的单身老人，则被住在楼上的村会计“接管”了；王元云负责照看的老人也住得离她不远。很多个清晨，她都会被对面单元楼下传来的一阵咳嗽声唤醒。这是让人安心的咳嗽声——那是她负责照看的独居老人张永元起床了。

熟人社区的规则

村民们自然地将“住楼”视为生活阶段的锚点。人生就此分成两个阶段：住楼前，和住楼后。这种结合了乡村生活习惯与城市生活方式的全新生活模式至今只运行了五年，对很多村民来说，旧时代的记忆仍旧深刻。

同时，旧时代的人情关系与往来方式也被带进了新生活。没用多长时间，王元云就从“周围谁也不认识”，到对每家每户的情况“基本都清楚”了。半熟人模式又回归熟人模式。

在熟人模式下，形式化的东西是不适配的。

工作原则之二：随机。写在纸上的流程化敲门频次：没有。入户指导手册：没有。划定边界的帮助范围：没有。甚至，一份作为工作留痕的“关爱台账”也很难找到。

“没有规定的时间，都是根据具体情况，大家利用业余时间随机去看看。”这是高淑娥解释最多的一句话。如果你了解她们的工作方式，很容易理解这句话的含义——每日电梯里相遇、小区里留意的日常守望，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的举手之劳，又怎么能记录得过来呢？

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把这种建立在熟人关系上的非正式注视称为“街道眼”。她认为，一个社区的安全，靠的不是警察，而是那些来自邻里、行人的自然目光。它不打卡、不记录、不汇报，只是“住在这里”的副产品。

在向阳新村，一种“街道眼”秩序正在默默运行。

而需要它看见的“需求”，同样是随机的——无法预知、一一列举，只能根据实际情况生长出来。敲门小组每位成员的关爱方式也不尽相同。

高淑娥记得，有妇联主席逢年过节自己蒸了馒头给管辖的老人送去；有独居老人家里频繁漏水找不到原因，负责照看他的、住在楼下的村会计一次次上楼帮忙排查，直至修好水管；高淑娥自己则更“灵活”，一次入户发现一位老人的收音机坏了，她自费买了一台新的，“算个人献爱心了”——这自然无法计入“台账”。至于入户时帮行动不便的老人打扫卫生、打桶水，都是随手之劳。

“其实最频繁的需求，就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高淑娥总结，“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是些琐碎的小事，我们力所能及的话，都尽量帮他们去做。”

时间长了，她们也总结出了一套自己的规律——“17分钟应急响应”。数据来自集体经验的统计：得益于就近分配的原则，每位敲门人到达所负责老人家中的时间，均不超过17分钟。

互相“看着”

决定带记者去敲门这天，郭爱玲带路，一行人穿过楼栋，径直前往刘成利家。

一路上，老人们三三两两围坐在台阶上，或提着菜刚从外归来，远远看见两位信大嫂迎面走来，笑吟吟地打着招呼。玩笑声、招呼声此起彼伏，一直跟到刘成利家门口。

门响两声，刘成利就出现在门后，神采奕奕，所有人都被他的活力感染。“欢迎‘领导’光临寒舍。”先开口开玩笑的人是他。

前不久，他独自在家突觉胸闷异常，立刻给在市里打工的儿子打了电话，当天便被送往医院。郭爱玲打电话询问他去向时，他刚住院两天。

“我身体没什么，就是喘。”见到客人，老人轻松地说。

郭爱玲清楚他的身体状况：“表面看着好，实际身体不好。”心脏问题是老毛病了，两个月来，他住院两次。

对于自己的身体，他有一套严格的把控方式。

网购中药，每日按时服用。血压计常备在床头，自觉不适时随时测一测。自己做饭、做家务，腿脚也灵便，但出家门散步时，注意只走平路，最远不离开小区。手机24小时装在贴身口袋里。有时觉得胸闷气喘得厉害，就将手机拿在手里，坐在沙发上，静静观察自己的状态，随时准备着拨打电话。

“毕竟自己在家，是不是？”他说。

除此之外，他的独居生活有丰富的日程。常下楼和邻居们聊天、打扑克，作为前任党支部书记，有时到办公室转转，了解最新工作，“想办法，怎么开心怎么过”。

离开刘成利家，在楼下，一群老人正在闲聊晒太阳。郭爱玲指着其中一位身形伛偻的老人介绍：他也是独居，并且耳背，沟通实在困难，每次上门帮忙打扫卫生时，“光我和他说话”。

尽管如此，对于听障老人的日常看护，郭爱玲也有巧思。发现性格外向又热心、身体还算硬朗的刘成利和听障老人常常在同一片区域活动，郭爱玲便安排刘成利帮忙“看着”对方。

“这么说吧，没有独居老人能脱离我们的视线的。”郭爱玲说。

郭爱玲（左）和刘成利（右）。

刘成利将血压计摆放在床头，随时测一测。

老人的“工作”

每一扇门背后都有另一个世界。

听闻有人敲门时，88岁的张永元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门一开，见到生面孔，略微有些蒙。

88岁的独居老人张永元（左一）等来敲门人。

“大爷，‘领导’过来看你。”王元云一句玩笑话，让老人从紧张中舒缓过来。同行的郭爱玲介绍。老人前些日子刚血栓发作住院回来，是王元云格外牵挂的对象。

话题自然围绕生病展开。“你挺好的？”“就是走路不行。”“吃没吃药？”“没吃了。”“你本身应该吃药的吧？吃药效果能好的吧？”“没吃，自己平时多注意点。”

客厅墙边倚靠着一支拐杖，但老人站起来时仍只是扶着家具，缓慢地挪步。他有山东人高大挺拔的身姿。发病前，他腿脚强健又勤快，常自己骑着电动车去附近赶集。

这次发病改变了他的生活方式。吃饭由三个儿子轮流上门来做，卫生也靠家人定期来打扫。他不再能出远门，活动范围缩减到这套95平方米的房子内，最远可抵达的地方是单元门口的台阶上。看电视，在门口坐坐，是他最近少有的娱乐方式。

“除了看电视就是睡觉。”王元云向记者介绍。住在对面，她几乎每日“监视”着老人的生活轨迹。

老人前些日子刚血栓发作住院回来，是王元云格外牵挂的对象。

“我睡觉还行，早早就睡了。”老人听错了对话，以为在问他睡眠情况，突然插话道。虽然白天活动量有限，老人拥有令人羡慕的睡眠质量。睡得早，起得也早，清晨5点半就起床看电视，随后坐在单元门口晒太阳。王元云听到的咳嗽声正是这时发出的。

“一个人待着会着急吗？”记者又问。老人再次听岔了，答：“不做了。”王元云在旁解释：“不着急，不着急，时间长了，他就不着急了。吃饭，睡觉，这就是老人的‘工作’。”

客人要走，老人再次起身。拐杖仍留在原处，他缓慢挪步，一直送客至门外。“年龄大了要紧慢点儿。我们走了，张大爷，你休息吧。”王元云回头嘱咐。

门还没有关上，电视节目仍旧播放着，京剧唱腔声传来。

（半岛全媒体记者 牛晓芳）

来源：大众报业·半岛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