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恭忠｜由关键概念重审“千年变局”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晚清重臣李鸿章接连感叹：

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东北，闯入中国边界腹地，凡前史之所未载、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李鸿章

三十年后，新一代言论巨子梁启超提出“过渡时代”命题，以宏阔的想像、诗性的语言，为中国人勾勒出一幅光明的前景：

当过渡时代，则如鲲鹏图南，九万里而一息；江汉赴海，百十折以朝宗。大风泱泱，前途堂堂；生气郁苍，雄心矞皇。其现在之势力圈，矢贯七札，气吞万牛，谁能御之？其将来之目的地，黄金世界，荼锦生涯，谁能限之？故过渡时代者，实千古英雄豪杰之大舞台也，多少民族由死而生、由剥而复、由奴而主、由瘠而肥所必由之路也。美哉！过渡时代乎！

李鸿章的“千年变局”感叹和梁启超的“过渡时代”命题，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的两份重要标本，两者构成前后嬗递关系，为后人提示着关于中华文明转型的深层脉络和丰富内涵。

近代变局的一条隐线

1901年9月，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一文，在前人“变局”论的基础上提出总体性的历史叙述框架。他将一部中国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

（1）“中国之中国”时代（秦统一之前），基本主题是“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政治制度由酋长变为封建；

（2）“亚洲之中国时代”（秦统一至乾隆末年），基本特征是“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烈……中央集权之制度日就完整，君主专制政体全盛”；

（3）“世界之中国”时代（乾隆末年以来），时代的特征是“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君主专制政体渐就湮灭……国民立宪政体将嬗代兴起”。

梁启超所言“中国之中国”和“亚洲之中国”，是一种跟“天下”观念、“华夷”秩序紧密相连的“大一统”格局。这种格局包括内和外两个维度，内外相维，既相互区隔，又相互支持。其内核和基本架构，是以天子为至尊、“天网恢恢”的王权主义，或者说“庙堂体制”。从先秦时期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到秦始皇东巡琅琊刻石所言“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再到北宋大儒程颐所言“天子居天下之尊……凡土地之富，人民之众，皆王者之有也，此理之正也”，深层理念前后相承、持续强化。“大一统”格局的外围和辅助架构，是以天子为中心、无远弗届的“四夷来王”，或者说“朝贡体制”。从孟子所言天子“莅中国，而抚四夷”，到明太祖朱元璋对日本的告诫“夷狄奉中国，礼之常经，以小事大，古今一理”，体制机制和实际效果历代虽有差异，深层理念同样一脉相承。在这种复合架构之下，“中国之中国”和“亚洲之中国”也就是“天下之中国”。

梁启超

从“天下之中国”到“世界之中国”，构成近代变局的一条隐线。十八世纪中期至十九世纪前期，英、中两国之间发生了一系列互动事件：1755年洪任辉事件、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来华、1816年阿美士德使团来华、1834年律劳卑来华。在此期间，清王朝数次尝试将远来的欧洲对手正式纳入礼仪较量为主的“朝贡体制”，由此维护和彰显单一中心的传统 “天下”格局，但却一直未能奏效。反观对手方，则秉持未来导向的利剑，试图将清王朝强行拉入实质竞争为主、多中心的“世界”格局，对清王朝主导的“大一统”秩序构成越来越直接的威胁，直至数年后发动鸦片战争。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第十一款明确规定，双方公文往来遵循“平行”原则，“英国住中国之总管大员，与大清大臣，无论京内京外者，有文书来往，用‘照会’字样。……两国属员往来，必当平行照会”。清朝统治者将“外夷”纳入“朝贡体制”的可能性由此正式终结。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具体规定了双方对等交往的体制框架，而且明确要求“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至此，“华夷秩序”的象征性表达手段也被对手方正式终止。1861年1月，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之际，负责谈判和善后工作的恭亲王奕䜣等人基于统筹全局的考虑提出六条措施并且获准实施。随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京师同文馆陆续成立，清政府逐步在“朝贡体制”之外构建新式外交体制，意味着“天下之中国”开始有意识地向“世界之中国”转变。这也是李鸿章及其同时代人所言“千年变局”的基本内容。

至于“世界之中国”的自觉，1912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誓词可以视为重要标本。孙中山向“国民”宣誓就职，提到一系列新的概念和表述：“倾覆……专制政府”“图谋民生幸福”“国民之公意”“为众服务”，“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这份公开的就职誓词具有深远的思想史意义，反映了一种清晰的文化自觉：“中国”应该以国民公意为根基，以民为本、服务于民，以新型国家角色成为“世界”的一名正式成员。在这种自觉之下，“中国”和“世界”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已经得到初步厘清，并且还将在随后的历史进程中进一步重新定义。

文明转型的四个主题

以今人的眼光来看，从“天下之中国”走向“世界之中国”，涉及一系列人文社会关键概念、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的转型。就此而言，近代中国的“千年变局”与文明转型，也可以说是中华民族通过关键概念和知识体系再造走向文化自觉的过程。其中，如下四个基本主题和四组概念群的演变尤为关键，涉及时段主要是十九世纪中期至二十世纪前期，又以1895年之后的三四十年最为重要。

一是“天下”与“世界”。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为中国士大夫带来直观的“万国”知识，对由来已久的“天下”观念构成初步挑战。鸦片战争前后，少数士大夫被迫开始“睁眼”看世界，重拾利玛窦的知识遗产。历经惨痛打击，清朝统治集团被迫接受千年“变局”、“万国”竞存的事实。国际法在“万国公法”名义下的输入，体现了晚清统治者走向“世界”的艰难步伐和“国际”观念的成长。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人种”“殖民地”“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国际主义”等政治概念成批输入，与渐次高涨的反对“殖民地”“治外法权”“种族主义”的斗争相互激荡。

《坤舆万国全图》

二是“庙堂”与“国家”。与王权体制下的“庙堂”不同，近代国家是集领土、统治系统和民族-国民等要素于一身的政治共同体。对“领土”“边界”“疆域”等概念的认知，以及在地图上呈现的民族国家想象，构成“国家”概念的空间表象。“共和”“法治”“政党”“阶级”等概念如何与本土既有的知识资源对接，如何引导现实中的政治行动，构成“国家”概念的制度内涵。“国家”概念付诸实践，往往伴随着对人群的形塑，产生了“新民”“国民”“公民”等新的概念。

三是“江湖”与“社会”。在传统儒家伦理体系中，以“己身”作为原点，逐层向外“推”及“家”“国”“天下”，构成理论上等差有序的人际互动格局。但“家”与“国”之间横亘着巨大的鸿沟，对于普通人而言，走出乡土血缘熟人圈以外就意味着进入茫茫“江湖”。古汉语“社会”一词原指民间的迎神赛会，往往带有官方或儒家精英居高临下的轻蔑贬抑态度，被明治日本知识人用来对译society以后，成为一个具有正面意义的近代概念，其内涵转变为与“个人”相对而言、介乎于“家”与“国”之间的过渡范畴。近代“社会”概念包含着改造现实的所指和面向未来的期待，十九世纪末回流中国，开始帮助中国人重新确立“公”与“私”的差异和边界，重塑“团体生活”的面貌。

四是“历史”与“未来”。“史”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知识体系中具有崇隆地位。清末民国以来，史学借助外来知识得到改造和新生，继续作为知识体系的根基，在形塑中国人的世界观、国家观、社会观和个人观方面持续发挥重要影响。新式“历史”知识走向学科化、体制化过程中，带有方向性承诺和指示性意涵的“进步/进化”“文明/文化”“封建/迷信”“现代化”等概念，对中国人关于“历史”“现实”“未来”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产生重要影响。历经一系列尝试和论争，“传统”概念逐渐确立，对于本土历史文化的独特情感愈益成为国民意识和中华民族认同的重要支持因素。

这四个主题，既是近世以降全球背景下人类知识变迁的一个缩影，反映了人类近代历史变迁的大方向和大趋势；也体现了中华民族在深层危机背景下探求新出路的独特实践、体验和经验，构成了中华文明近代转型的重要内容。

文化变革的三个问题

上述四组关键概念群的历史演变，涉及中西古今知识、技术和体制因素的交汇、碰撞与融合。为此，需要在跨文化的语境下，从语言翻译、概念生产、文本传播、制度变迁和政治社会实践等方面入手，贯串宏观层面的思想、制度、结构等维度和微观层面的文本、事件、行为等要素，兼顾“高深专精”与“普罗大众”、知识中心与文化边缘的关系，系统梳理一系列近代关键概念的生成演变脉络，从而对近代中国的文化变革做出更具学理深度的理解和阐释。具体的题材和问题可以、也应该“百花齐放”，同时需要着意三个基本问题。

一是“何以近代”，涉及名与实、古与今、新与旧、外来与本土、普遍与特殊之间的关系。

概念所指向的实际经历和经验，中西历史上可能有相似性，具体的名词表述可能不一样。为此需要由实及名，分析中西方在不同或者相似甚至相同的经历体验基础上，如何经由概念化而形成不同表述，不同的表述之间又如何可能相互沟通、达致共识。比如“社会”，作为团体生活、公共生活的一种载体和机制，古今中外的实践是相似、相通的。中国古代即有“社会”一词，其内涵已从狭义的乡土型“社日集会”扩展为覆盖城乡不同地域、却又不太受官府认可的各色迎神赛会。它与作为自由个人之结合体的近代“社会”在经验层面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内涵相差较大，二者的关系需要细致辨析。

晚清宁波地区的平安吉庆会行会图局部

古代和近现代之间并非截然割裂，中国近代概念和知识体系的成长固然深受外来资源影响，但最重要的还是外来概念和知识的本土化过程，如何与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情境相互融合，如何经由中国实践，得到改造、丰富和发展。比如“民族”，本来是中国古已有之的词汇，其基本内涵是“民之族属/族类”，属于前近代中日通用语词。该词启发了明治中后期日本知识人对nation的理解和翻译，由此逐渐成为日语中与西文（特别是德文）nation对应的汉字新词。这个汉字新词在清末回流中国，带来了新旧概念的混杂与错乱，加剧了中国从大一统的“天下”体制向多族群统一体的现代“国家”转变的难度。历经几十年的曲折探索，几代中国人前后相继，基于本土历史传统和现实实践，逐步发展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概念，实现了对外来“民族”概念的超越，体现了中国对人类现代化进程的独特经验和思想贡献。

一些具有普遍性的新概念在中文里确立之后，又可能衍生出具有中国独特内涵的“下位概念”，后者的重要性甚至逐渐超过其原先的“上位概念”。比如“民主集中制”“统一战线”等，就是由“革命”衍生出的新概念，沉淀了现代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具有鲜明的本土特色，体现了中国现代性的独特内涵。

二是“何以体系”，涉及观念与制度、知识与行动、事件与结构之间的关系。

概念不是孤立存在，也不仅仅停留在书本知识的形态，而是要参与实际的公共生活，在其中得到体现，才具有真实的影响力。概念的定型，与政治-社会运动、政治-社会制度存在密切的关系。如“国家”“改良”“革命”“共和”等概念，均涉及历史进程中的政治制度设计和政治运动；“教育”“结社”“宗教”“自治”等概念，与特定社会制度的建构有着更加密切的关系。

为此，概念史路径的思想文化史研究，既需要立足于辞典、工具书这类文本载体所呈现的规范化的概念和知识形态，又不宜局限于语源、语义层面的爬梳分析。有必要扩大视野，将概念还原到具体的语境、情境中，尤其重视传播和宣传机制，去观察分析其通俗化、政治化的过程。比如，清末民初兴办学堂的潮流以及由此应运而生的众多中小学教科书，五四运动、国民革命等重大政治事件中的政治宣传及各种相关文本（包括漫画和摄影作品），也属于近代概念传播和知识再造工程的一部分。

三是“何以中国”，这个问题紧接着“何以体系”的问题而来，侧重于历史的主体——人，涉及个体与群体、精英与大众、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关系。

关键概念和知识体系的再造，如果只是停留在少数知识精英头脑中、停留在少数中心城市的识字人口当中，那还谈不上完成。明清时期以儒学为主导的主流知识体系，通过科举选官制度、士绅阶层的中介角色和蒙学教育等机制向基层扩散。其影响效果虽然自上而下衰减，但至少能让普通百姓树立“天地君亲师”的基本概念。由此，文化和政治意义上的“中国”才有可能成为实际。

近代概念的传播和知识体系的有效构建，同样有一个从文化发达地区、知识领袖、知识精英梯度传播，直至覆盖边远偏僻地区、普通人口的过程和机制。为此，研究中国近代知识体系的生成和转型，还有必要借鉴区域史、媒体史、阅读史等路径和方法，重视知识在不同地区、不同人口群体中的流动。

《何以近代：概念史视野下的千年变局》，李恭忠著，上海人民出版社，383页，98.00元

总之，由关键概念入手重审“千年变局”，旨在发掘沉淀于概念中的深层历史内容，探寻中华民族精神世界和心灵构造的近代重塑过程。基本关怀在于，从一系列关键概念和知识体系生成转型的脉络出发，回顾近代中国人如何在古今中西交汇、冲突、融合的背景下尝试构建自主的话语、确立现代中国的文化主体性，进而反思前人的尝试和探求能为当下的文化建设提供哪些启发之处和前车之鉴。这方面的知识努力，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近代中国的千年变局和文明转型，也有助于东亚和全球现代性的反思，助力中外人文交流和文明互鉴。

（本文为《何以近代：概念史视野下的千年变局》一书前言，上海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李恭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