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全国法律援助机构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约158万件，其中劳动争议案件占比超过三成。但另一组数据同样值得注意：在涉及底层劳动者的民事案件中，当事人能够自行提供完整书面证据的比例不到两成。这两个数字之间的落差，指向一个具体问题——当证据不在当事人手里时，律师该怎么办。
《蒸蒸日上》把这个问题拆成了两个人。
萧龙女毕业后去了草根律所，办公地点在老旧居民楼底商，四名执业律师。李信进了精英律所，案件标的额起步五百万元，流程有标准化模板。
分歧在毕业后的第一次聚会上摊开。萧龙女的案件清单上是劳动争议、相邻权纠纷、小额民间借贷；李信的是股权转让、建设工程合同、知识产权许可。萧龙女说她当事人多数不知道诉讼时效是什么，李信说他当事人委托前已经咨询过三家律所。
两人对律师职业功能的理解从这里分岔。
萧龙女代理过一起工伤认定案。工人从脚手架跌落，用工方否认劳动关系，主张是包工头自行雇佣。没有劳动合同、没有工资流水、没有考勤记录。
她到工地后发现宿舍门禁记录存在一台老旧电脑里，用工方拒绝提供。她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调取证据申请，同时让工友用手机拍摄门禁刷卡时显示姓名和时间的屏幕画面，并口述拍摄时间和地点。仲裁庭上用工方主张视频取证不合法，萧龙女出示调取证据通知书回执，证明已通过合法途径申请调取原始数据，视频只是防止数据被覆盖的保全措施。仲裁庭采纳视频证据，认定劳动关系成立。
另一起案件中，餐厅老板注销个体工商户登记后失联。萧龙女通过外卖平台商家信息找到实际经营地址，通过物业取得租赁合同复印件，合同承租人与登记经营者身份证号码一致。法院裁定追加被执行人。
她后来整理了一份《底层案件取证操作指引》，列出十二种替代性取证方式，被当地法律援助中心采用。
李信代理的一起劳动争议案中，用工方注册在境外，劳动合同约定境外仲裁。他主张仲裁条款排除劳动者法定救济途径应认定无效，案件经两审胜诉。但两年诉讼期间劳动者没有收入来源，靠打零工维持生计，胜诉裁决执行时境内关联企业已注销。
李信在复盘会上提出：规则框架能解决法律争议，解决不了当事人在争议解决过程中的生存问题。他参与设计“先予执行+法律援助”联动方案，对事实清楚的工资拖欠案件在仲裁阶段同步申请先予执行，由法律援助机构垫付部分生活费。方案在三个区试点，半年处理四十七件，平均结案时间从九个月缩短到四个月。
萧龙女认为律师职责是帮当事人解决具体问题，手段可以灵活，只要不越法律红线。李信认为律师职责是维护规则的可预期性，手段合法性优先于结果效率。
两种定义在各自服务的案件类型中都能自洽，放进同一个案件就产生冲突。当底层当事人连基本证据都拿不到时，坚持规则是否等于放弃救济？当灵活取证成为常态时，规则划定的边界由谁守住？
它只呈现两个律师在各自轨道上运行并偶尔交汇的状态。158万件法律援助案件的背后，是158万个需要具体解决方案的当事人，也是158万次对规则边界的测试。读者需要自己判断：哪条路径更接近正义，哪条路径更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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