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59岁退休后患上抑郁症，在病房自杀

退下来那年他五十九，办完手续第二天，照常六点起来，把公文包拎到门口，站了一会儿，又拎回书房。那间书房朝北，冬天冷，他以前夜里写材料，膝盖上搭条旧毯子。毯子是墨绿色的，边角磨得发亮。退下来第一周，他每天把书桌擦一遍，钢笔灌满墨水，台历翻到当天。后来墨水干在笔尖上，台历停在一个礼拜五。

我每周过去一次，带点水果，坐客厅里。他话少，我话也少。电视开着，声音不大。他看新闻，看到一半起身去阳台，摸花盆里的土，浇不浇水不一定，就那么摸。有一次我跟他一块站在阳台，楼下有个孩子学骑车，摔了，又爬起来。他看了一会儿，回屋里去了。那盆土一直是潮的。

第二年开春，他不出门了。不是不想出，是站在玄关系鞋带，系完了，手搭在门把上，站着。有一次站了十几分钟，把鞋脱了，回卧室躺着。我母亲在厨房做饭，听见关门声，没问。后来她告诉我，那时候不敢问，怕一问就兜不住。

到夏天，他开始整夜不睡。白天在沙发上打盹，二十分钟醒一次，醒了就开冰箱，站在冰箱前面看里头，看一阵，关上门，回沙发。冰箱里的东西一天天多了又少了，他吃的不多，有时候掰半块馒头干嚼。嘴角掉渣，他也不擦。

入秋之后，他第一次跟母亲说，活着没意思。

这句话是在饭桌上说的。他说的时候筷子没停，夹了片藕，咬了一口，说，没意思。母亲把碗放下，看着他。他又夹了片藕，嚼，咽下去，说，不是饭没意思，是活着没意思。

那是他第一次把话说透。母亲没接话，后来在厨房洗碗，站了很久，水龙头一直开着。我那时候没在场。母亲过了几天才告诉我。她说完看着我，像在等我说点什么。我说，带他去医院看看。她点头，说，他不去怎么办。

他确实不去。提了三次。第一次说，没病看什么。第二次没说话，进书房把门关上了。第三次，他冲母亲喊，别折腾了。声音很大，我在楼下都听见了。那天晚上我上去，他坐在书房里，没开灯。我站在门口，叫了一声爸。他抬头看了我一眼，说，你回去吧。

我没走。我坐在客厅等到快十二点，书房没动静。我推门，他趴在桌上，胳膊底下压着一沓纸，纸上没写字，用钢笔戳了很多点，密密麻麻，有的地方戳破了。

第二天我托人找关系，跟他单位一个老同事打了招呼。那老同事姓翁，后来帮了大忙。翁叔上午来家里，说要借他的钢笔用用。父亲把他迎进书房，俩人关着门聊了快一个钟头。翁叔出来以后，跟我母亲说，老哥想通了，愿意去看。

我当时以为这事迈过去了。真蠢。一个人肯去医院，不代表他肯好，只是那一刻他累得不想争了。

精神科门诊在三楼。候诊区里坐满了人，有年轻人，有带孩子的，有几个看着比他年纪还大的。他坐在最靠边的塑料椅上，手里攥着挂号单，攥了一手汗。叫到号的时候，他站起来，把单子递给我，说，你先去看看情况。我进去了，医生问我，病人呢。我出来拉他，他跟着我进诊室。

医生问得很细。哪天开始睡不着的，一天睡几个钟头，吃饭怎么样，有没有觉得活着没意思。他回答得很慢，声音低，但都答了。问到最后一个问题时，他停了一下，说，有。

医生开了药，说先吃两周来看。回家路上，他在后座把头靠在车窗上，睡着了。车颠一下，他的头磕在玻璃上，没醒。我那时候觉得，他能睡着是好事。

两周后复诊，他没见好。药量加上去，他夜里能睡四五个钟头，可白天更没精神，走路都慢。有一天早晨起床，他站在床边穿裤子，一条腿伸进去，另一条腿撑着，晃了一下，扶住墙。母亲过去扶他，他摆了摆手。

那年冬天他开始跟我交代事情。存折在哪个抽屉，房产证在哪个柜子，手机密码多少，社保卡放哪件外套口袋里。他一件一件说，说得很清楚。我心里发毛，嘴上说记不住，让他到时候自己拿。他笑了一下，不说了。

过完年，他的情况坏下去了。有一天夜里两点多，母亲打电话来，听见他在客厅哭。我赶过去，他坐在沙发上，两只脚踩在地上，手抱着膝盖，肩膀一抽一抽的。我蹲在他面前，叫爸。他说，爸没事。说完又哭。

第二天送他去医院，医生说，建议住院。

听到住院，他抬起头看医生，又看我，又看母亲，嘴唇动了动，没说。办手续的时候，他签了名，字还是原来的字，一笔没抖。护士领他去病房区，走到门口，他回头跟母亲说，把家里那盆君子兰搬到我屋窗台上，你记着浇水。母亲说，好。他进去了。

住院第三天我过去看他。病房在四楼，窗户开一条缝，他坐在床边，穿着家里带去的旧毛衣，袖口磨得起了球。看到我来，眼神亮了一下，又暗下去。他问，你妈在家干嘛。我说，给您那盆花浇水呢。他点点头，说，那花不能浇太勤。

那天护士来发药，他把药捏在手里跟护士道谢。声音很轻，像怕吵着谁。

我以为住进去就好了。医生天天看着，药天天吃着，总不能再出什么事。

住院第十一天夜里，手机响。我接起来，对方说，是家属吗，来一趟医院。

我穿上鞋往外跑。车停在医院楼下，要回答是家属吗，我跑了半截想起来，应该再早点。电梯到四楼，走廊里灯白得晃眼。有护士站在病房门口，看见我，侧了侧身。

我走进去。靠窗那张床，床单没了。

他不在床上。

暖气片在窗台下，那根横管儿离地差不多齐腰高。他用床单缠住暖气管，把另一头绕在自己脖子上，人就那么坐在地上，半靠着墙。床头柜上的水杯还搁在那儿，杯底有一点水。他的布鞋整齐摆在床边。

那盆君子兰不在他病房窗台上。在家里。

我站在那里，大脑发木，过了不知道多久才想起来问，我妈知道吗。

护士说，还没通知。

我走到楼下，在台阶上坐下。天快亮了，外头有鸟叫，声音特别响。我想起他柜子里那件外套，上个月他跟我说保险卡放在哪个兜里。他什么都安排好了。

连这一步都安排好了。

他没用楼上走廊尽头的窗户，那窗户只能开十五公分，头都伸不出去。他选了暖气管。病房里那根暖气管，冬天供暖，管子热，不凉。他动手的时候，人靠着墙壁，墙也热。那间病房他住进去不到两个星期，每一顿饭都吃，护士跟他说话他也应。隔壁床的人说他夜里起来上过两次厕所，每次都轻手轻脚。

我把母亲接到医院。她站在走廊里，没进病房，问了我一句，你爸呢。我说，走了。她靠着墙滑下去，没出声。

后来家里来了很多人，亲戚，他单位的人，邻居。有人哭，有人帮忙张罗。我坐在书房里，他那些钢笔还摆在桌上，墨水干透了。那本停在礼拜五的台历，上面落了灰。我拿在手里翻了一下，每一页都干净，只有那一天，他用钢笔在日期旁边画了很小的一道。就一道。

我那时候才明白，他去住院，不是想好，是认输了。认输以后，反而轻松了。不用再装。

住院前一个礼拜，他有一次跟我说，他自己查了些东西，说这病到最后，人就是会走到那一步。我当时当他说胡话。现在想，他说那句话的时候，心里已经敲定了。

他走的那年，七十岁。

从五十九岁退下来，到七十岁走，中间隔着十多年。他刚得病那阵子，我总觉得时间还长，可以慢慢治，可以慢慢好。我跑了几家医院，挂了专家号，给他买过各种药，他后来都不吃了。不是不信任医生，是太累了。那十几年，他每天睁开眼睛，光是让自己从床上坐起来，就花光了所有力气。

我有时候半夜起来，会去他书房坐一会儿。不开灯。窗外路灯的光透进来，照在桌沿上。我摸那支钢笔，笔身有他握出来的凹痕。我握上去，手指正好嵌进去。他坐在这个位置，看着这扇窗，一年又一年。窗外的树从发芽到落叶，他一清二楚。冬天光秃秃的枝丫，夏天浓得把光都挡了。他每一眼都看了，每一眼都没说。

他最后待的那个病房里，窗台上原本可以放一盆花。他让母亲把君子兰搬回家，不是信不过浇不好，是他压根没打算在里头待下去。从住进去头一天，他就在等时机。他吃饭，他跟人说话，他道谢，他配合，都是为了不让人提前来看穿。

我一直在怪自己，那天夜里，我要是早点把君子兰搬过去，他会不会就能多住几天。我知道不会。

他的病，不是一盆花能拦住的。他选那条路，是十几年憋闷的出口。他那样的人，一辈子在单位里规规矩矩，开会坐最边上，领导让多发言他就多发言，回到家不多说一句。退休以后，开会没了，材料没了，等着他签字的文件没了。他那天把公文包拎出去又拎回来，没过一会儿就明白了，不会有人叫他了。

那个公文包还在衣柜上头放着。里头没什么，一个旧笔记本，半包纸巾，一支圆珠笔。我没翻过第二回。

他走了以后，我常常做一个梦。梦里我推开那间病房的门，他还没动手，被子叠得整整齐齐，人站在窗边。我走过去，像随口一样说，今天家里做了您爱吃的红烧鱼。他转过身，笑了一下，说，好，回去吃。

我没把这个梦告诉母亲。她后来把书房收拾出来，一张床，一个柜子，窗台擦得干干净净。她没再提那天夜里的事。

我路过那家医院，从来不停车。有时候坐车从门口过，眼角扫到那栋白楼，就把眼睛转开。楼还在，四楼那扇窗也不特殊，跟别的窗一样。可我知道，那里头有一根暖气管，管子上缠过一条白床单。床单后来被收走了，洗了，又铺给别的病人。暖气管还是那样，一入冬就热起来。

有回我梦醒之后，在床边坐了很久。我摸手机想看时间，又放下。我想起他住院前那个礼拜，在阳台给花浇水。他当时穿了件洗得发薄的灰毛衣，猫着腰，壶嘴离土很近，水细细地流。我站在客厅玻璃门后面看他，没出声。他浇完水，直起身，喘了一口气。那盆君子兰叶子上挂着水珠，他伸手指碰掉一颗。

那盆花后来一直放在他书房窗台上，叶子越长越多。母亲偶尔浇，不敢多浇。我说，他嘱咐过，不能浇太勤。母亲点点头。

我到现在也没弄明白，他从哪一天开始彻底不想活了。这病不是一两天的事，也不是一两件事压出来的。退休是一道坎，他迈不过去。单位不需要他了，家里他插不上手，身体一天不如一天，睡觉睡不沉，吃饭没滋味。他曾经跟我说过，每天早晨醒了，不知道起来干什么。我说，您出去走走，下下棋。他说，没意思。

那时候我不懂，没意思三个字那么重。我当他是心情不好，当他是闲的。现在回过头去听，那是他伸出来的一只手，我不仅没接住，还往旁边推了一把。

他写的那沓戳满点的纸，我后来找出其中一张，在那些点中间，有几个很轻的钢笔字，写着，太长了。

写的是什么太长了，我一直没想明白。日子太长了，病太长了，还是喘口气都太长了。他留下这几个字，又拿笔把字戳花了，戳烂了。他不想让人看清楚。

医生给我的诊断建议里，写的是重度抑郁。那时候我以为这病是心情缺了一块，后来才知道，那块东西不是缺了，是塌了。他整个人从那块塌下去的地方开始漏气，一直漏，一直漏，漏到撑不住皮囊。吃药能让他坐直，不能让他觉得值得坐直。住院能让他安全一阵，不能让他放弃那把床单。

他那代人，什么都自己扛。扛不住的时候，不跟人说。跟人说没用。他跟我说过一次，没意思。我听着，过了耳朵，没往心里走。他就再也没说第二遍。他不说，不是不难受了，是知道说了也白说。

我有时候想，要是那天我多问一句，就一句，您是怎么个没意思法。他会不会就把那天夜里哭的样子让多一个人看见。不用我一个人非坐在书房里，对着那支钢笔和那扇窗瞎琢磨。他只要多给一点线索，我就能多往近处站一站。可他没有。他把那条线剪断了。

送他进去那天，他在病房区门口回头，说的那句话，现在还在我耳朵边上。他说的是，把家里那盆君子兰搬到我屋窗台上，你记着浇水。

我听见这句话，只当是惦记花。

他其实是在说，我回不去了。

我要是早一点听懂，会不会就不一样了呢。

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就像他戳花的那些字，永远锈在他生前最后一段日子里。

我昨天把君子兰盆里的土松了松。叶子绿得厚实。书房窗户开着，风往里吹。他那本台历还放在桌上。我拿起来，在那一页背面空白的地方，用他的钢笔，画了一道。

跟我原先以为的不一样，笔尖没堵死。墨水流出来，很顺。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