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零和：为何人工智能需要“数字威斯特伐利亚”

作者：鲍韶山

（Warwick Powell）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兼职教授

要拒绝人工智能领域“绝对控制”与“完全依赖”这种错误的二元对立，同时认清，那些看似冠冕堂皇、实则利己的管控呼吁，无法替代真正的国际制度架构。我们需要一套理念与制度体系，承认在人工智能领域，国家自主空间与集体责任相辅相成。

在近期举行的中美元首峰会上，双方在人工智能领域达成了一项不算重大但意义深远的成果。双方商定建立一个人工智能相关事件沟通渠道，并计划开展进一步的对话。

在能力飞速迭代、战略博弈不断加剧的时代背景下，这一有限举措既令人欢迎，也发人深省。它承认存在共同风险，也凸显现有机制距所需的制度架构仍有巨大差距。中国此前发布升级版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并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WAICO），该组织迅速吸引了20多个主要来自全球南方的创始成员，表明中国也在同步推动规则塑造和能力建设。然而，美国主流立场仍植根于零和逻辑，特朗普直言不讳地宣称“谁赢得人工智能，谁就赢得一切”就是典型体现。这既不符合美国或中国的利益，也不符合众多前沿技术能力差距悬殊国家的利益。

▲1月7日，一名男子在2026年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CES）海信展台观看搭载新一代AI智能识别引擎的陪伴机器人Beta。（图源：新华社）

这种“赢家通吃”心态并不新鲜。它延续了美国长期以来对待两用技术的做法，并在某些受“黑暗启蒙”思潮影响的技术乐观主义者和寡头群体中产生了共鸣。这一思潮优先考虑迭代加速和等级控制，而非集体约束。美国一些顶尖实验室曾公开强调生存性风险，呼吁审慎放慢前沿发展步伐。但这些呼吁难以获得更广泛认同，部分原因是许多观察人士认为它们不真诚。这些公司正面临不断攀升的训练和推理成本，同时，正因为大量高性能开源权重模型（许多出自中国）可以低成本自由使用、微调并本地部署，它们的盈利模式也受到严重质疑。

在这种环境下，呼吁放缓很容易被解读为利己之举，目的是争取时间、确保获得更多政府支持，甚至设立法定收益，以支撑其估值，并确保生存。美国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押注专有人工智能的领先地位，将其作为国家经济和战略的支柱，于是，这些实验室的财务脆弱性，就成为放大所有人系统性风险的助推器。

竞争紧迫感与安全谨慎之间的矛盾，尚未转化为连贯的政策。相反，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多的智能体“翻墙”报告、涉及开放平台的安全漏洞，以及影响关键公共系统的重大网络事件。这些事件引发合理的担忧：由谁来最终管控日益自主的模型和智能体？当先进技术能力扩散到非国家行为体手中，使之能够利用它们制造破坏甚至更严重后果时，会发生什么？私人财务压力与国家战略过度投入的交汇，加剧了理性风险评估被短期企业或国家利益压倒的危险，使世界其他地区既要承受技术无序扩散的冲击，又要面对这场激烈技术竞赛产生的各类副作用。

技术进步加剧了治理挑战。模型性能持续提升，但软硬件协同设计、能源系统和本地化计算领域的同步突破同样意义重大。中国的开源权重和开源模型已经扰乱美国头部实验室的闭源商业模式。越来越多海外开发者，特别是资源有限地区的开发者，开始依赖这些低成本的替代方案。

面对高端芯片出口限制，中国实验室选择深化软硬件接口、在算法层优化模型，以及充分利用充足的电力资源。华为提出的“韬定律”不再单纯追求晶体管密度，转而力求减少信号和数据传输延迟，这为包括智能手机芯片在内的新一代芯片进入规模化量产奠定了基础。同时发布的开源工具链，旨在降低训练任务向国产芯片迁移的难度。对稀土和关键材料上游的控制，进一步塑造了半导体格局，它提醒观察人士，人工智能领导力与完整技术栈和配套供应链密不可分。

上述发展指向我所称的“数字威斯特伐利亚”：构建具备主权韧性的数字生态系统，在优先考虑国家对数据、模型和基础设施控制权的同时，保持互操作性。其基础包括可再生能源和储能、新兴的能量采集技术（如摩擦纳米发电机），以及能够实现本地化、低风险运行的新型计算载体。与中心化系统相比，由自供电节点组成的分布式网络，能更有效地抵御攻击，但同时也成倍放大了治理难题：人们该如何监管一个自主生成、自主运行的计算网络？亨利·法雷尔和亚伯拉罕·纽曼在《地下帝国》中的分析仍极具前瞻性。美国长期依托支撑全球数据流的实体基础设施与制度基础设施掌握话语权，随着替代方案的激增，各大强国建设自身主权技术栈的动机都在增强。当面临财务压力的闭源实验室寻求监管保护或财政庇护时，基础设施控制权被武器化的风险也在增加，而代价将转嫁给第三方。

但数字主权不意味着自给自足。完全的技术隔离将产生次优结果，即创新碎片化或受阻、重复投入以及系统性风险升高。如果中小国家不想永久依赖他国，或被迫陷入脆弱的结盟，有意义的互操作性至关重要。我们需要思考一个有意义的“国-际（inter-national）”架构应该且必须是什么样子。“国-际”中的连字符是刻意的，它象征着连接中行使的主权，而不是以断开连接为代价换取的主权。因此，“数字威斯特伐利亚”必须融入更广泛的、致力于共享风险管理的国际承诺。这就需要建立相应机构，负责事件通报、能力监测、智能体系统标准制定以及能力建设。这些机构不能简单复制现有等级制度，也不能被少数财务紧张企业的生存策略所裹挟。

▲2025年7月16日，工作人员（左）在健康生活链展区为观众介绍一款骨科手术机器人。（图源：新华社）

零和框架存在多重谬误。首先，前沿人工智能能力已经通过开源权重、学术论文和两用应用不断扩散，任何单一行为体的绝对控制都只是幻想。其次，灾难性或高破坏力的滥用——无论是通过非国家行为体、级联技术故障还是目标失准的自主系统——都不会受国界约束。第三，中美二元体系之外的国家在不受约束的竞争中损失最大，这种竞争要么将它们锁定在从属的技术地位，要么使它们暴露于未受治理的风险之中。当头部闭源实验室的财务困境，与对其成败高昂下注的国家战略叠加时，操控政策制定和向外转移风险的动机就会加强。如果治理架构仅把人工智能视为争夺相对优势工具，或是包装成以安全名义、实质为企业纾困的载体，就会忽视共享科学进步的正和潜力，以及无序扩散产生的负外部性。

进步不能只靠口头呼吁，可行措施包括：在中美元首峰会搭建的有限渠道基础上，扩大双边与多边事件通报机制；支持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这类具有包容性的论坛，确保其保持开放以进行建设性接触，而非集团对抗；推进模型评估、智能体约束、智能体-模型关系和溯源的技术标准，使其能够跨生态系统采用；投资于“数字威斯特伐利亚”的物质基础，使主权变得可行而非仅仅是愿望。充足的能源、多元化半导体路径和开源软件栈不仅仅是商业机会，更是多元化数字秩序的前提，这种秩序不应依赖少数几家企业的偿付能力，或是单一国家的战略过度投入。

另一种选择的后果是清晰的。继续依赖赢家通吃逻辑，特别是当私人财务困境与国家战略赌注纠缠在一起时，会加速世界分裂，放大助长不安全感的治理缺陷，并使世界上多数国家成为一场竞赛的旁观者或附庸，共同承担负面后果。中国的治理框架和制度倡议、有限但具体的峰会成果，以及开源和主权技术能力的快速演进，共同创造了一个契机。抓住这一契机需要拒绝“绝对控制”与“完全依赖”这种错误的二元对立，同时认清，那些看似冠冕堂皇、实则利己的管控呼吁，无法替代真正的国际制度架构。我们需要一套理念与制度体系，承认在人工智能领域，国家自主空间与集体责任相辅相成。只有这样，技术才能服务于人类的繁荣，而不是成为另一个争夺排他性优势、破坏持久安全根基的角斗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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