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1月，北平城内，国民党守军接受改编之际，一场诉苦会突然变成了枪声现场。正在台上发言的解放战士尹西风，被第196师588团二营教导员黄桂生连开三枪，当场倒下。
会场顿时大乱。
尹西风是刚接受改编的人员，平日能说会道，讲起自己的苦难经历绘声绘色。诉苦会原本是为了帮助新编人员转变思想，消除隔阂，没想到黄桂生却从台下冲上去，直接开枪。
更令人震惊的是，枪响之后，黄桂生没有逃跑，反而把枪口转向自己。周围战士赶紧扑上去，将武器夺下。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只回答：“请按军法处置，我不后悔。”
这不是普通的争执。
北平和平解决后，原国民党军队陆续出城整编。部队上下都知道，改编期间政策必须慎重，任何失控行为都可能影响大局。可就在这样的关头，尹西风所在连队当晚发生了外逃事件，一些人员向西山方向逃去，局面一度十分紧张。
黄桂生很清楚，自己当众杀人，已经严重违反军纪。审查时，他没有推卸责任，也没有请求宽恕。面对上级询问，他仍然说：“若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还会开枪。”
他说这话时流了泪。不是为杀人后悔，而是担心自己一死，仇人仍然没有受到惩罚。
黄桂生身边一直带着一个小本子。纸页上密密麻麻写着许多姓名，其中有尹西风，也有其他给日军带路、告密、参与屠杀的人。要弄清这本名单的分量，还得回到河北肃宁的丰乐堡。
1925年，黄桂生出生在丰乐堡村。村子只有三百多口人，耕地不足两百亩，而且地势低洼，旱涝都难以避免。土地多掌握在地主手里，村民靠种田很难糊口，只能依靠饭店、车行和客舍等生意补贴生活。
这个村子的位置却很要紧，夹在河间、肃宁之间，靠近道路和桥梁。抗日战争爆发后，交通便利的丰乐堡成了敌我双方争夺的地方。村里组织民兵、妇女和儿童参加抗战，逐渐被称为“堡垒村”。
黄桂生七岁时进入村学。日军入侵后，学校因缺粮停办，他很早就看见了战乱给普通人带来的灾难。1937年河北大部沦陷，日军进村抢粮、抓牲畜，百姓连基本生活都难以维持。
1942年，黄桂生参加八路军。也正是在那段时间，他见到一些熟悉乡情的人投靠日伪，凭借对村庄道路和人员的了解，为日军充当耳目。王凤岗便是其中较有势力的一人。
丰乐堡真正遭遇灭顶之灾，是1944年8月23日。连日大雨之后，村庄周围积水严重，许多青壮年外出躲避，村内留下的多是老人、妇女和孩子。
尹西风、张珠、蒋树芬等人给日军提供了路线和情况。七百多名日伪军趁着村庄防备空虚，突然包围丰乐堡，以搜查八路军伤员为名逐户盘问。
没有人供出伤员。
日军恼羞成怒，开始杀害手无寸铁的村民。行动不便的老人被砍杀，躲在屋内的百姓被拖出。地主黄廷营家的院落较大，日军把一批老弱妇孺赶进去，随后在院外堆放柴草，纵火焚烧。
有人从窗户逃出，却被守在外面的敌人击毙。刘应林的妻子抱着三岁的孩子冲出火场，母子二人也未能幸免。两个小时后，大院只剩灰烬。那一天，丰乐堡共有八十七名村民遇害，许多房屋被烧毁，日军还掠走了粮食、牲畜和其他物资。
黄桂生的家人在这场惨案中几乎全部遇难，其中包括刚结婚不久的妻子。由于他当时在部队，才躲过了这一劫。
惨案之后，幸存者陆续向八路军讲述经过，也说出了尹西风等人的名字。黄桂生把这些姓名一笔一画记进本子里。对他而言，那不是普通的名单，而是家人、乡亲和战友留下的血债。
因此，1949年诉苦会上，当尹西风再次讲述自己的悲惨经历时，黄桂生听到的并不是一个受害者的控诉，而是一个曾经参与迫害乡亲的汉奸在台上博取同情。
有人后来劝他说：“他罪有应得，可你不该在会上开枪。”
黄桂生沉默很久，只说：“我知道军法，可丰乐堡死去的人，也不能白死。”
组织上最终撤销了他的教导员职务，并给予处分。那场枪击造成了恶劣影响，但审查人员也查清了尹西风在抗战时期的所作所为。军纪不能因私人仇恨而破坏，民族仇恨也不会因为一纸处分便从记忆中消失。
几年后，黄桂生参加抗美援朝，牺牲在战场上。有人说，他随身携带的那本小册子直到牺牲时仍未丢弃，里面还有两个名字没有划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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