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0年12月下旬，北京，刚做完手术不久的王必成接到通知，要求赶赴昆明军区主持工作。身体尚未完全恢复，他没有提出休养，也没有先回湖北老家，而是接受了这个临时而艰巨的任务。
昆明军区当时正处于特殊关口。12月17日凌晨，军区政委谭甫仁及其夫人遇害，消息传开后，机关震动，部队议论纷纷。案件本身尚未查清，军区的日常指挥、边防警戒和部队训练却不能停摆。
这不是普通的治安案件。
谭甫仁是老红军出身，曾任新四军师级领导，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到昆明后，他分管政治工作，又承担云南地方的重要领导职务。军区突然失去这样一位主要负责人，干部队伍出现不安，基层官兵也急于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更棘手的是，案件发生在军区大院内部，作案工具又与部队枪械有关。保卫、警卫以及有关部门都受到关注，许多人被要求接受调查。案件没有结论之前，任何轻率判断都可能造成新的混乱。
王必成对此心里清楚。
他不是临时被推到前台的陌生人。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就在鄂豫皖根据地参加战斗，后来进入新四军，长期在华东战场担任重要指挥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以敢打硬仗著称；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等重大作战，也留下过他的指挥印记。
新中国成立后，王必成先后在华东和浙江等地任职。抗美援朝期间，他担任志愿军第二十军军长，经历了极为艰苦的作战环境。这样的军旅经历，使他处理危局时有一个特点：先抓住最要紧的事，不被纷杂消息牵着走。
飞机抵达昆明后，王必成没有先回住处休息，而是直接前往机关。秘书见他面色疲惫，劝他稍后再处理文件，他只说：“先把情况摸清。”
走进办公室，他又立即吩咐：“把干部部长叫过来。”
这句话看似平常，却很有针对性。干部部门掌握着军区各级领导班子、机关岗位和基层骨干情况。发生重大变故后，谁在岗、谁能担责、哪些单位存在薄弱环节，都必须尽快弄清楚。王必成要的不是一份泛泛汇报，而是军区真实的组织状态。
干部部长到达后，王必成先问的并非案件细节，而是谭甫仁家属的安置情况。
“家属住在哪里？有没有专人照料？”
得到汇报后，他要求继续做好生活安排，并特别关照谭甫仁的儿子谭一兵。对一个刚入伍不久的年轻人来说，父亲突然遇害，精神压力可想而知。军队处理这类事情，既要讲组织原则，也不能忽略家属的实际困难。
这一安排很快传遍机关。干部们发现，新负责人到任后的第一件事，不是急着表态，也不是摆出强硬姿态，而是先把死者家属安顿好，把部队内部容易被忽略的情绪稳定下来。不得不说，这个切口选得很准。
随后，王必成把工作分成两条线推进。一条线围绕案件调查，要求有关部门保护现场、核实证据、排查人员，不能凭传言定性；另一条线则立即恢复军区正常运转，边防巡逻、机关值班、部队训练和文件审批，一项也不能因为案件停下来。
他多次听取专案工作汇报，也到机关和基层了解情况。对办案人员，他强调要依法依规查清事实；对部队干部，他要求少议论、多履职。军区大院加强警戒，但并没有让紧张情绪扩散到训练场和边防线上。
云南地形复杂，边境线漫长，昆明军区承担的任务不同于内地机关。山地、丛林和高原环境，对部队机动、通信、运输和后勤保障都有特殊要求。王必成主持工作后，重新检查边防部署，要求各单位恢复战备秩序，并通过营连检查掌握装备和训练的实际情况。
有干部汇报时说，基层目前最担心的是人心不稳。王必成回答：“越是这个时候，越要按制度办事。”
这句话没有华丽修饰，却点中了要害。军区领导层出现缺口时，最怕的是机关失去章法，干部各行其是，基层只能靠猜测行动。恢复制度化运转，实际上就是重新建立指挥链和信任感。
案件调查仍在继续，相关人员接受审查，内部管理漏洞也被逐步梳理。王必成没有把主持工作变成个人表演，而是通过干部调整、岗位检查和责任落实，让机关重新恢复秩序。对谭甫仁家属的安置，他也持续过问，避免善后工作只停留在口头上。
1971年以后，昆明军区的工作逐步回到正常轨道。王必成继续加强边防建设和部队训练，重视山地条件下的机动与协同。1972年，他正式担任昆明军区司令员，继续承担云南方向的防务任务。
王必成后来调任武汉军区司令员，直至1980年离休。1989年3月，他在南京逝世，终年77岁。那次临危受命，留下的并不只是“刚到办公室便叫干部部长”的细节，更是一名军队领导人在突发变故面前，如何把案件、组织、部队和家属几件事同时稳住的实际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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