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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一组数据:171万——据学界整理,这是2018年中国司法部监狱系统已决服刑人员总数,位列世界第二;119—121——这是我国每10万人口中监狱已决犯的监禁率。放眼邻国:印度35,日本38,印尼92。
于是我研究了各国的关押率,发现中国处于全球中上水平,低于美俄。但这个位次意味着什么、又该从别国的经验与教训中学到什么,必须把数字背后的统计口径与制度机制一层层拆开。
一、171万和121,是什么统计口径
关押率(监禁率)至少有两套口径:仅统计监狱已决服刑人员;还是包含看守所未决羁押、行政拘留、强制戒毒人员。跨国对比必须统一口径。171万仅指司法部监狱已决服刑人员,不含审前羁押人员,更不含行政类羁押人员。
171万、121/10万并非中国官方年报原文,而是刑法学者根据《世界监狱人口清单(第12版)》与世界监狱简报(World Prison Brief, ICPR)整理测算得出的学界通用数据。World Prison Brief官网2018年中国条目为:监狱已决服刑人员约169万人,监禁率119/10万,并注明“基于有限官方数据或估算”;因人口基数取值差异,学界测算值为171万人、121/10万,二者在统计误差范围内吻合。严谨的表述是:2018年我国监狱已决服刑人员约169万—171万,监禁率119—121/10万。
如果把看守所审前未决羁押人员一并计入,总关押人口会抬升,监禁率可达到约165/10万。但这只是世界监狱简报所引较早研究给出的学界估算值,没有更新的权威测算,并非官方精确统计。即便按这一偏高的估算口径,中国监禁水平依然显著低于美国、俄罗斯。
二、全球坐标:中上水平,低于美俄,高于印日
下文以世界监狱简报(WPB)监禁总量作近似坐标。需要事先说明的是,各国统计口径并不完全统一:美国WPB数据为“监狱+看守所”总量,俄罗斯多为含未决羁押的总量,中国则明确为司法部监狱已决服刑人员口径,不含看守所。因此跨国倍数只作量级参考,不宜读作精确的同口径比值。
在这一前提下:中国119—121/10万,处于全球中间偏上,高于东亚、南亚多数低监禁国家,远低于美国、俄罗斯。
美国采用WPB“监狱+看守所总关押”口径,2018年约655/10万,2023—2024年约531—541/10万,仍为中国的五倍左右。若只用美国司法统计局(BJS)州与联邦监狱口径,2018年约431/10万,数值会低一些,但与中国119—121比较时,应意识到这是两套不同口径;若要对齐“监狱+看守所”口径,中美两国都必须同时纳入审前羁押人员才能比较。俄罗斯WPB口径2018年约416/10万,2023年降至约300/10万,仍高出中国一倍以上。
邻国数据(World Prison Brief对应年份):印度2019年底关押约47.86万人,监禁率35/10万;日本2019年底约4.84万人,监禁率38/10万;印尼2021年初约25.15万人,监禁率92/10万。中国高于这三国,但差距不是量级性的。
低监禁率不等于低犯罪率
日本监禁率长期在30—40/10万,不是因为犯罪少,而是前端分流极强。检察“起诉犹豫”制度使大量已构成犯罪的案件在起诉阶段即被裁量不起诉。日本法务省《犯罪白书》2022年版的全口径起诉犹豫率约为55.5%,该比例包含交通关系案件;若剔除交通犯,仅看一般刑法犯,比例会因年度和罪名口径不同而有差异。大量涉罪未成年人进入家庭裁判所、少年院和保护处分体系,不进入普通监狱统计。同样性质的斗殴,日本多适用保护观察,中国更容易判处拘役实刑。
印度35/10万,不代表治安更好。印度的问题是未决羁押占比极高、司法长期拖延,进入审判程序的案件定罪率偏低,大量嫌疑人长期处于未决羁押状态,形成“抓得多、判得少、拖得久”的格局。低监禁率是被低定罪率和超长审前羁押共同拉低的。
美国的高监禁率,是一套制度结构的结果。BJS数据显示,2023年地方看守所在押约66.42万人,其中未决羁押约46.76万人,占70%。“每天约45万”是2021年前后的旧口径,与2023年的46.76万基本一致,并非保守估计,只是年份不同。保释金制度使大量未定罪者因付不起保释金而被羁押。纽约市的研究显示,保释金低于500美元时,仅26%的被告人能在传讯时缴付;2019年所有设保者中,35%直到案件结束仍未获释。费城的数据则显示,约8.1%的监狱人口是因付不起5000美元及以下的保释金而被羁押的。强制性最低刑期和量刑指南拉长了刑期,毒品犯罪被长期重刑化处理。
私营监狱的作用需要精确表述。据Pfaff(2017)的州级面板估算,私营监狱床位扩张的边际效应约为每百万人口每年新增5至18名囚犯;此前流传的“每百万人口多关178人”,是样本期美国每年平均每百万新增监禁人口的基线趋势,不是私营监狱的效应。私营监狱关押的囚犯约占全美州与联邦监狱囚犯的8%,Pfaff本人的结论是“没有证据表明有私营监狱的州增长更快”,高监禁的主因在于检察官的起诉决策和量刑结构,而非私营监狱本身。但私营监狱通过游说助推量刑扩张的利益逻辑仍然值得警惕,只是不宜把它视为首要原因。
俄罗斯2022年后监狱人口大幅下滑,并非刑事政策突然人道化。据Novaya Gazeta Europe等多家独立媒体报道,俄联邦处罚执行局负责人Gostev已公开表示,监狱人口从2021年底的46.5万降至2026年的28.2万,降幅近40%,并将“招募合同兵”列为产生“特殊影响”的因素之一。瓦格纳集团最初主导了囚犯招募,2023年后俄武装力量也复制了这一做法。这是战争动员带来的数据扭曲,不能读成刑罚趋轻。即便按下降后的水平计,俄罗斯仍明显高于中国。
三、少年犯占比:0.8%对0.04%,不等于犯罪率相差20倍
张明楷引用的数据:中国监狱在押人员中未成年犯占比0.8%,俄罗斯0.2%、印度0.1%、日本0.04%。口径必须拆开:中国0.8%是世界监狱简报中国条目所载、2013年司法部监狱已决犯中的未成年服刑人员占比,与张明楷引用文本一致;俄罗斯0.2%是少年管教营独立口径;日本0.04%仅为普通成年监狱内未成年人的占比,绝大多数涉罪未成年人进入少年院、家庭裁判所保护处分体系,不计入普通监狱人口。印尼2023年少年犯占监狱总人口约0.7%,与中国0.8%的“监狱在押人口占比”口径相近,但各国少年矫正体系差异极大,仍不宜直接等同。
所以稳妥的结论是:在普通监狱在押人员结构里,中国未成年服刑人员占比确实显著高于俄、印、日;但“0.8%是日本0.04%的20倍”,仅仅是监狱内部人员结构之比,不能等同于两国少年犯罪率相差20倍,也不能直接推导出少年治安水平的差距。换算成总人口基数的少年监禁率,倍数会大幅缩小。这一对比再次说明:监禁率是刑事程序与刑罚裁量政策的结果,并不直接对应犯罪发案率。
四、中国该从外国学什么、吸取什么教训
借鉴日本:做实前端分流。 日本低监禁率依托的是起诉犹豫、微罪处分、保护处分等多重入口过滤。我国不必照搬其名,但需要在审查逮捕、审查起诉、量刑实刑三个节点上设置更多“可以停下”的出口,并配套社会监管。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理念(后纳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框架)的方向与此相通,短板在于不捕不诉之后的帮教和监控容易流于形式。
借鉴德国:把非监禁措施做成有约束力的实质处遇。 以巴登—符腾堡州为例,2023年通过“以工折抵”避免了145,645天监禁,约合399人年的监禁量被替代;两天公益劳动折抵一天监禁。这是巴符州一级的地方司法统计,不代表全德整体水平。需注意,德国的公益劳动主要不是独立主刑,而是罚金不缴后的替代执行机制。我国缓刑适用保守,部分原因在于社区矫正的内容供给和监督手段不足,只有把赔偿、公益服务、行为监管做实,非监禁措施才能真正替代监禁。
吸取美国两条教训。 第一,严防审前羁押“贫困化”。保释金制度使羁押与否取决于支付能力而非社会危险性。我国没有商业保释,但部分案件存在构罪即捕的程序惯性,下一步应把社会危险性审查从形式化推向实质化。第二,警惕监禁体系与扩张性利益绑定。私营监狱的直接影响有限,但游说推动量刑扩张的逻辑值得警惕;我国虽无私营监狱,若考核指标、地方压力与“关了多少人”产生隐性关联,同样可能制造不必要的监禁。
五、已经走出的步子和尚未补齐的短板
可核验的权威节点是:诉前羁押率从2018年的54.9%降至2022年的26.7%,为司法统计以来最低,此后总体继续下降。2025年最高检公布依法不批捕32.6万人、不起诉34.7万人,不诉率19.8%。关于“2025年诉前羁押率11.42%”的说法,公开可检索的最高检白皮书原文尚不支持,稳妥表述应停留在“2022年已降至26.7%,此后总体继续下降”。
程序简化方面,最高检2024年一季度数据显示,建议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和速裁程序合计审理15.8万件,占庭审总数的71.6%。不宜把这一合计数据简写为“速裁程序75%”;认罪认罚案件中速裁单独占比约27.6%、简易约49.4%,是2020年披露的另一口径。
轻罪已成为刑事案件的绝对主体。最高检2025年白皮书的口径是:相对不起诉、附条件不起诉与判处三年(含)以下有期徒刑合计149.7万人,占全部审结人数的85.2%;其中一年以下74.4万人。这里的85.2%不是“三年以下判刑”单一口径,而是“不起诉+三年以下判刑”的宽缓处理结果合计,不能读作85.2%的人被判了实刑。
当前最突出的制度短板,是成年人轻罪前科封存缺位。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已有制度安排,但醉驾、帮信、掩隐等成年人轻微犯罪在就业、资格限制、政审层面仍然承受远超罪责的持续性后果,重罪与轻罪的前科惩戒没有拉开梯度。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关键在于划定清晰的适用范围、启动条件和程序。
六、结论:中上水平,低于美俄,高于印日
把169万—171万、119—121/10万放回全球统计坐标,结论是清楚的:中国监禁率处于全球中上区间,远低于美国、俄罗斯;高于印度、日本,略高于印尼。这一位次由两套制度共同塑造:刑事诉讼“拘留—逮捕—公诉”链条完整,轻罪案件短期实刑适用比例偏高、缓刑制度适用偏保守,使中国高于印日;没有美国式保释金制度、量刑叠加与私营监狱利益链,也没有俄罗斯近年因战争动员导致的监禁率异常波动,使中国远低于美俄。
这组数据能说明的是:中国并非犯罪高发国家,只是在治理手段上更依赖监禁刑罚;轻罪、短期自由刑、未成年人案件,是最需要优化的环节。不能说明的是:“中国犯罪是日本20倍”“171万都是冤案”“日本38就代表更安全”。跨国监禁率对比,必须核对是否含未决羁押、成年与未成年统计口径、不起诉与缓刑比例、行政违法是否入刑。
把“不关押”做成一套完整制度——向日本学前端分流,向德国做实非监禁监管,避开美国羁押贫困化与监禁利益化的陷阱。少捕慎诉慎押已经走出关键一步,下一步最重要的补课,是让走出高墙的人和没有被关进去的人,都有一条重新融入社会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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