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河东泥土到天下关公：一尊关公铜像是怎样诞生的？

一尊关公像，可以有多大？

在山西夏县的宇达青铜文化产业园里，答案很难统一。展厅里，一排排陈列着山西最被喜爱、最畅销的关公铜塑：红脸、美髯，丹凤眼、卧蚕眉，或提刀而立，或端坐读《春秋》；而当关公遇到极具个人表达的艺术家们，关公的形象也被去形取神：身形化作厚重青铜块面，肩如山，刀如弧月，长髯似铜焰，五官模糊，却也威仪凛然。

也是在这座园区里，曾走出中国最高的关公铜像——通高80米的运城关帝圣像，他以黄铜锻造，背靠中条山，俯瞰故乡。

或放在掌心，或矗立山头，来自关公故里、晋南中条山的泥土与铜矿铸成其坚实的身躯，他从这里走出，在精神与物质的双重维度上，同时不朽。

远眺运城关公铜像。本文图片由 澎湃新闻记者 高丹 拍摄

九月底，第37届山西运城关公文化旅游节举办，“非遗铜雕技艺关公IP文创”首次发布，数字艺术、短视频、文创、传统戏曲与关公信俗被放进同一场节会，1800多年前的人物不断获得新的形象。

如果说蒲剧、年画和剪纸是在纸上、戏台上反复塑造关公，那么在运城，还有另一种更沉、更坚硬的方式：把关公浇铸进铜里：从夏县的一把泥土开始，经过塑形、翻模、倒蜡、修蜡、制壳、焙烧、熔铜、浇铸、打磨、着色，一尊关公才最终站起来。在这个过程背后，是运城已经延续数十年的关公雕塑产业。

一尊关公从泥里“站起来”

做关公，第一步还不是熔铜，而是确定他是谁。是提刀而立的武关公，还是手捧《春秋》的文关公？是肃然而坐，还是横刀马上？眼睛睁到什么程度，胡须怎样垂下来，身体重心偏向哪一侧……都要先在泥稿或者模型中解决。

关公的形象人人熟悉，这恰恰使得塑造变得困难。几百年来，庙宇、年画、戏曲、小说不断给关公定型：丹凤眼、卧蚕眉、美髯，红面，身姿威严。变化可以发生，但不能让人认不出来。

山西夏县的宇达青铜文化产业园收藏的关公铜塑。

关公形象应该是怎样的？山西宇达青铜文化艺术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卫毅骁说，艺术馆中同时保存着企业自主创作以及与雕塑家合作的不同版本关公作品

“只要保留丹凤眼、卧蚕眉、美髯这些基本特征，其他方面可以有一定的创作的空间。”

造型确定之后，才进入漫长的制造。宇达目前仍大量使用传统失蜡铸造工艺。卫毅骁带着记者走到后院一排平房，不同房间分别承担这套生产工序中的某一环节。

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作品首先被分模，再倒出蜡型；蜡型需要人工修整，随后组树、制壳、焙烧，再进入熔铜、浇铸。铜液冷却后，外壳被敲掉，露出的还只是一个粗糙铸件。接下来要切割、焊接、打磨，最后做表面着色和防氧化处理。

失蜡法制作的铜塑蜡型。

3D打印已经进入车间，却没有完全取代老办法。卫毅骁介绍，3D打印主要解决模型制作问题，可以直接打印树脂或红蜡模型，但进入生产线后，翻模、倒蜡、修蜡等工序依然存在，“这些工序是必不可少的”。一些工人十几年只负责一道工序，时间久了，手对于材料变化的感知已经很难完全转换成机器参数。

最后一道让关公“活起来”的工序是着色。

青铜本身颜色有限，宇达大量使用青铜表面热着色技术：将铜加热到一定温度，再喷洒不同化学溶液，让药剂与金属表面发生反应，形成稳定色层。卫毅骁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普通喷漆和彩绘，像给雕塑“外面穿了一层衣服”，热着色看上去则“更像是从里面透出来的颜色”。

工厂里的一件半成品关公铜塑，可见青铜原本金灿灿的颜色。

在距离宇达不远的运城市铠润雕塑有限公司，关公的诞生又多了一层“故里”的意味。

该公司总经理张保屯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们在开发一些关公造型时，会参考解州关帝祖庙以及洛阳关林、当阳关陵、福建东山关帝庙等处的造像、文献资料，也会请雕塑、历史研究方面的专业人士参与。塑泥稿时，他们有意采用中条山前沿、靠近盐池一带的本地泥土。制作青铜像所使用的部分铜材，则来自晋南本地有色金属企业。

运城市铠润雕塑有限公司制作的关公铜塑。

“不是随便捏一个人出来。”张保屯说。对他们而言，一尊关公要说得清造型从何而来。

这也形成了一套很有意思的关公民间造像语言。坐像中，有手捧《春秋》的，也有身后配刀的“文武关公”；立像则有提刀、立刀等不同姿态。不同姿势在长期民俗传播中被赋予不同寓意，也对应家庭、公司、经营场所等不同的象征与消费场景，企业做产品时，既要考虑审美，也必须理解购买者对于关公形象的既有认识。

铜像是一件工业产品，也是一件文化产品，有时还是一个信俗物件。这三种身份，决定了运城的关公铜像产业从一开始就不是普通的金属制造。

运城市铠润雕塑有限公司制作的关公铜塑。

一家快倒闭的工艺厂，靠关公打开市场

宇达的故事从1992年开始。卫毅骁介绍，企业前身是一家国营工艺厂，经营状况不好，已经接近停转。卫毅骁的父亲卫恩科当时在政府部门工作，恰逢当地鼓励干部领办企业，他接手了这家工艺厂。最初只有二十来个人，大多还是原来的老职工。

做什么，是第一个问题。答案很快落到关公身上。“当时想的是，可以做关公铜像，毕竟咱们运城是关公故里。”卫毅骁回忆。

这其实是一种非常朴素的地域资源判断：一个没有资金、没有品牌、没有成熟市场的地方工艺厂，最有辨识度的东西，就在脚下。关羽出生于河东解县，也就是今天的运城一带。解州关帝庙经过历代扩建，成为现存规模宏大、建制完整的关帝庙宇。2008年，“关公信俗”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关公早已不只是地方历史人物，而是一个具有广泛传播基础的文化形象。宇达由此推出关公铜像。

运城常平关帝家庙，关公信俗氛围浓厚。

宇达早期的产品与今天并不相同，更接近传统工艺品。后来，卫恩科开始主动寻找艺术家合作。有一次，卫恩科从报纸上看到韩美林的报道，便带着自己制作的铜像，包里仅装了几包方便面就坐绿皮火车去北京找韩美林。第一次见面，韩美林没有多说什么，只给了他一个自己的雕塑模型，让他拿回去铸。作品做好后，韩美林很满意，双方的合作慢慢建立起来。

宇达制造的各种铜塑。

这次见面后来被卫毅骁理解为宇达发展中的一个节点：一家地方工艺厂开始学习如何与雕塑家合作，从做一个东西转向尽可能完整地还原艺术家的作品。

在今天的宇达车间，这个原则仍然被反复强调——雕塑家交来的模型，要“不多、不少、不加”。企业可以解决铸造、运输、安装、维护，却不能随意替艺术家改变一根线条。

此后十多年，中国快速城市化给雕塑行业带来了一轮需求高峰。

在卫毅骁的感知中，大体量城市雕塑需求最旺盛的时期是在2006年至2016年前后。宇达也从中小型青铜艺术品一路做到大型、巨型雕塑，为全国近百座城市制造安装2000余尊大型和巨型青铜雕塑。

卫毅骁介绍，制作运城南山的大型关公像时，雕塑并不是整个铸出来，而是在厂房内分块制造。铜板大约按照一米见方的尺度切分、编号，内部配钢结构，全部运输到现场后再逐块焊接拼装。远远望去是完整的一尊关公，实际上是成百上千块金属共同支撑的结果。

这种“大像时代”后来明显退潮。2020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关于加强大型城市雕塑建设管理的通知》，明确将高度超过10米或宽度超过30米的雕塑作为城市重要工程建设项目管理，严格控制高度超过30米或宽度超过45米的大型雕塑，同时要求历史文化保护区、文物保护单位等敏感区域严格管理大型雕塑建设。

同年，荆州巨型关公像因违反当地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破坏古城风貌和历史文脉受到住建部门通报。这个曾经代表巨大制造能力的项目，也成为大型城市雕塑行业转向的一个标志。卫毅骁明显感受到了变化，“这几年大的少了，中小件多。”他说。

宇达制作的大型青铜组雕

今天，宇达的收入来源已经更多转向关公系列、艺术家架上雕塑以及企业和机构定制。另一方面，原先仓库里不断积累的雕塑模型也被重新利用：修复、摆放，成为产业园里的展览。铸造订单减少后，企业尝试把工业旅游当成新的赛道。

“不拼规模，就拼特色”

距离龙头企业不远，中小雕塑企业面对的是另一套生存逻辑。

运城市铠润雕塑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其前身已经从事雕塑制作多年。张保屯并不避讳行业现实：上游有宇达这样的规模企业，生产能力强、产品线完整；下游则聚集着不少体量相近的作坊和公司，产品稍有相似，最容易发生的就是价格竞争，“对于我们生存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最后，他们给自己确定的方向很窄：只把关公做好。“不拼规模，就拼特色。”张保屯说，“我们不做全面，就做一个点。希望做最好的关公、最全的关公，用心做关公。”

铠润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到城市大型雕塑上，而是不断细分关公：坐的、站的、读《春秋》的、持刀的；传统的、文创化的；依据古代造像复刻的，也有重新设计的。

他们尤其强调造型的“来处”。设计一尊新关公像前，会先查庙宇中的旧像、历史图像和文字资料。张保屯认为，明代关公造像尤其值得研究：衣纹、盔甲、面部开脸都已经高度成熟。公司有时直接参考古代造像，有时抽取其中的特征重新设计，再请美术院校教师、历史研究者提出意见。原创产品完成后，则申请外观专利和相关知识产权保护。

这也是中小企业抵御价格战的一种办法。一个普通铜像很容易被复制，甚至可以用树脂、塑料模仿。但如果产品拥有明确的造型来源、制作细节和版权，竞争就不再只剩下谁更便宜。

张保屯对成品表面的要求近乎苛刻。他拿起一尊铜像反复看，说只要自己这一关过不去，就不能让它流到市场上。“表面有一个孔隙、有一个瑕疵，就没法出成品。”对于关公，他们尤其在意脸。眼神如果太凶，会变成单纯的武将；过于温和，又失去关公的威势。胡须线条、衣甲棱角、刀的比例都决定最终的气质。青铜铜像做得越光滑，越容易暴露瑕疵。

地域又给这些产品增加了一层很难复制的价值。铠润的客户遍布福建、广东、山东等地，也有马来西亚、日本等地的客户，其中海外需求主要来自华人群体。张保屯发现，一些人购买时首先问的不是尺寸和价格，而在意是不是关公故里做的。“他们就是冲着这个关公故里的元素来的。”他说。

这解释了为什么在同样的工业品市场中，产地仍然重要。一尊关公可以在任何地方铸，但从关公故里请回去的心理认同，使运城获得了一个天然的品牌起点。企业随后要做的，是把这种地域性变成可以被辨认的设计、工艺和故事，而不仅是包装盒上的“关公故里”四个字。

铠润也做过更大胆的尝试。2019年，公司与一家科技企业合作开发“智能关公”：外表仍是一尊传统青铜关公，内部却装入摄像、联网控制等设备，可以通过手机远程联动其他智能设备。关公从一个静态摆件，变成智能家居或物联网系统的一部分。

这项产品透露出中小企业的一种焦虑和尝试：当传统造像已经做了几十年，还能往哪里走？答案正在从尺寸，转向内容和使用方式。

运城市铠润雕塑有限公司制作的可以联通智能设备的关公铜像。

从“最大的关公”到“新的关公”

过去三十多年，关公雕塑产业有一种很直观的发展方式：越做越大。地方工艺厂可以做一尺高的铜像，后来能做十米、几十米高的城市雕塑；从几十名工人，发展出完整的雕塑、铸造、安装体系。制造能力本身就是企业竞争力。

现在，这个逻辑正在改变。住建部门加强大型城市雕塑管理之后，单纯依靠巨型公共雕塑拉动行业的空间收窄。另一方面，原材料、人工和设计成本并没有消失。卫毅骁介绍，铜材等直接材料成本在一件青铜产品中占比很高；真正的青铜摆件与低价树脂复制品放到网络图片里，消费者未必能立刻看出差异，这也使传统青铜产品在电商渠道上面临新的问题。

于是，宇达近年开始把更多资源转向中小型艺术品、文创和产业园体验；铠润这样的中小企业则更加专注于关公，在造型、地域来源、知识产权和智能化上寻找差异。两条路线看似不同，本质上都在离开一种单纯依靠重量、体量和铜材价值的竞争方式。

宇达制作的关公铜像。

这种变化，也与运城经营关公文化的方式同步。早些年，关公文化最具视觉冲击力的表达，常常是一座巨大的关公像、一座关帝庙、一场大型祭祀活动。如今，运城官方提出的关公文化体系越来越多元：数字展馆、文创产品、研学、戏曲、短视频、文化游径乃至数字艺术都被放进其中。

泉掌关帝庙。

2022年运城市政府公开资料显示，当时全市已经围绕忠义文化、关公形象等开发200余种关公文创产品。到今年的关公文化旅游节，非遗铜雕技艺关公IP文创又作为新成果被集中发布。

关帝Q版形象文创。

铜像也必须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它最独特之处，可能恰恰不只是关公。

这里有雕塑家的泥稿，有失蜡铸造留下的手工痕迹，有一名工人十几年重复同一道工序练出的手感，也有中条山脚下长期积累的金属加工经验。一家龙头企业成长以后，又不断向周围输出熟练工人和制造经验，越来越多中小雕塑公司在夏县一带出现，最终形成产业聚集。张保屯认为，今天当地很多塑形、铸造、打磨工人，都与早期几家大型企业的人才培养有关。

一尊关公铜像可以讲述的，并不是一句“忠义仁勇”就结束了，同时是一部地方产业史。

澎湃新闻记者 高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