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琦：数据“国家队”正式入场

许多大事，都是在不经意间落定的。

2026年10月20日，河北雄安新区，国家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正式揭牌。国务院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主责主业只有“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八个字。没有盛大的造势，没有铺天盖地的解读，但懂行的人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从“数据二十条”破题，到国家数据局挂牌，再到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框架搭建成型，中国数据产业在制度层面铺垫了将近三年。如今，市场化运营主体终于落地。数据要素从“文件里的鼓励”，正式进入“有人扛指标、有考核、有资产负债表”的阶段。

这不是多了一家央企的问题。它要动的，是过去几十年沉淀在各部门、各地方、各大企业服务器里那些沉睡的、无法定价的、谁也调不动的数据。

先看一个对比。

高峰时期，房地产、建筑业以及直接相关的建材等行业，合计占GDP比重接近20%。土地财政一度占到全国财政收入半壁江山。那是“以地谋发展”的时代——土地是杠杆，房子是载体，金融是燃料，链条清晰，变现直接。

但土地经济有个致命缺陷：边际报酬递减。地卖一块少一块，房价推到极限就是居民债务的天花板。

数据不一样。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说过一句话：数据是边际报酬递增的，越用越多，越用创造的生产力越强。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十五五”规划把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列为重点任务，为什么国家数据集团偏偏选在这个节点挂牌。

广义数字经济占GDP比重已经超过40%，核心产业增加值占比达到10%以上。数字经济的净就业贡献，据中国信息经济学会测算，目前已达约2.4亿人，2030年将带动4.49亿。

盘子已经足够大，缺的是一个能把散落各处的数据真正拢起来、定出价、卖出去的角色。国家数据集团要做的，恰恰就是这个角色。

过去几年，公共数据开放为什么难？不是技术上做不到，是激励结构不对。一个部门把数据交出去，出了安全问题谁担责？收益怎么分？考核里算谁的？

行政协调推了几年，效果有目共睹。能开放的多数是低价值、低敏感的“橱窗数据”，真正有产业价值的核心数据，依然锁在各自的机房里。

国家数据集团的逻辑换了一条路：市场化、专业化运营。专家张向宏的解读很直白，集团要承担的是开发、整合和运营国家级数据资源的重任，用市场化手段推动跨行业、跨区域流动，破除“数据孤岛”。

翻译一下：数据持有方参与进来，不是“完成任务”，是能拿到经济回报的。当数据从“汇报材料”变成“收入项”，供给端的闸门才有可能真正松动。

另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是地方数据集团已经超过100家，近30个省级行政区基本全覆盖。国家数据集团站在这些地方平台之上，做的是“总盘子”的活——统筹基础设施、打通跨区域流通、输出标准与合规框架。央地联动，不是口号，是已经铺好的网。

对产业链中游来说，一个重量级买家的出现，比任何产业政策都管用。

2026年数字经济工作要点专门部署了“强化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六大专项行动，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被摆在突出位置。国家数据集团成立时的官方表述里，“服务人工智能发展”与“繁荣数据产业生态”并列。

当前AI训练所需的高质量语料、行业标注数据，恰恰是数据产业链里最分散、最没标准、最缺规模化采购牵引的环节。大大小小的标注公司、数据服务商各做各的，质量参差，定价混乱。一家央企以主责主业身份进场采购，带来的不只是订单，更是标准输出的能力。

谁能进入国家数据集团的供应商体系，谁就有了信用背书，这比任何资质证书都硬。更深的一层，在资产化。

2025年年报里，全A股上市公司“无形资产—数据资源”合计只有30.50亿元。前十家占了近八成。这个数字放在数据要素市场的潜在规模面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症结不在企业不愿意，在确权、定价、登记这几个环节缺乏权威运营主体来落地。数据资源入表喊了两年，真正敢做的没几家，因为审计师不知道怎么审，评估师不知道怎么评。

国家数据集团总部设在雄安，而雄安本身就是一座“从零开始”的数据应用试验场。如果集团能依托央地联动，在产权登记、质量评估、合规审计上跑出一套可复制的操作标准，数据资源从“个别企业的财务尝试”变成“可审计、可比较的资产类别”，就有了现实路径。

这对持有大量版权、语料、科研数据的机构来说，意味着沉默资产的重新定价。一张财务报表上从不出现的“数据资产”科目，可能成为下一轮估值重构的起点。

当然，审慎的观察不能丢。

国家数据集团在数据交易市场里，既是“运动员”，又是“规则影响者”，这个双重身份怎么摆，需要在实践中回答。国家数据局管制度设计，国家数据集团管市场运营，理论上的“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分工清晰，但落到操作细则。数据怎么定价、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收益怎么分、和其他所有制数据服务商怎么公平竞争，每一步都不轻松。

数据产业的活力，从来来自大量中小企业的试错与迭代。国家队该做的，是降低基础性成本、提供可信流通环境，而不是替代市场主体的创新职能。这条边界守住了，生态才能繁荣；守不住，就是又一个“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的老故事。

从全球视野看，以国家层面组建数据集团，中国是第一个吃螃蟹的。

欧美数据市场更依赖大型平台的自发秩序和事后监管，中国选择了一条以公共数据为杠杆、以央企运营为支点、撬动全国一体化市场的路径。两条路各有各的制度禀赋，也各有各的风险结构，孰优孰劣现在下结论为时过早。但一个信号已经足够清晰：数据要素的价值释放，不再停留在文件里的“原则上鼓励”。

有责任主体，有考核预期，有产业传导链条，从雄安出发的这步棋，落子无声，但棋盘已经不一样了。对从业者来说，短期看国家数据集团在高质量数据集上的采购节奏，中期盯数据产权登记和资产入表细则的落地进展，长期则要看这家新央企能不能走通那条最难的路——从“数据资源”到“数据产品”再到“数据资产”的价值跃迁。

走通了，中国经济的底层逻辑里，就多了一根不依赖土地、不依赖债务的支柱，那才是真正值得期待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