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〇二年,孙中山把手指按在地图西北角:伊犁。
这个名字一出口,桌边的人都得愣一下。那时谈建都,南京、武昌、西安都说得通,偏偏伊犁远在天山脚下,离东南海口隔着万里山河。
他没有把话说轻。
“谋本部,则武昌;谋藩服,则西安;谋大洲,则伊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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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不像闲谈。更像一个还没有政权的人,已经在替未来中国量山川、算道路、看边疆。
孙中山那年三十七岁,人在日本。章太炎坐在一旁,谈的是革命成功以后,国都究竟该落在哪里。
可往前数八年,他还拿着一封《上李鸿章书》,想敲开天津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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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九四年,孙中山二十八岁。他在信里写下富强之本,不只在船坚炮利,而在人能尽才、地能尽利、物能尽用、货能畅流。
信递上去,人却没见着。天津的衙门口,来往的是官轿、差役和冷脸。
门没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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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十一月,檀香山一间华侨家中,二十多人围坐。孙中山起草章程,定下“振兴中华”的意思,兴中会就这样立了起来。
众人举手盟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
打这天起,他不再等朝廷自己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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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九五年,广州起义败了。陆皓东等人被捕,孙中山逃亡海外。
逃亡不是退场。伦敦街头,他被清廷人员诱入中国使馆,屋门一关,身穿公服的人站在里面,等着把他秘密运回去。
差一点没回来。
脱险以后,他看欧美政治,也看亚洲形势。俄国在北,英国在南,日本在东,列强的手一只只伸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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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一九〇二年谈建都,他看的不是哪座城繁华,而是哪座城能把国家的筋骨撑起来。
“定鼎者,南方诚莫武昌若。”
武昌在长江中游,东下可通江海,北望可控襄樊。若只谋内地,武昌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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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他随即把眼光往西推。蒙古、新疆辽阔,若要经营边地,关中便重了起来,西安就像一颗钉子,钉在中国腹心。
但还不够。
孙中山真正掷出来的,是第三层意思:若要谋大洲,若要中国在亚洲伸展手脚,关中仍嫌局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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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者欲为共主于亚洲……必伊犂也。”
伊犁荒远,却正卡在西北门户。往西,是中亚道路;往东,接天山南北;往内,连着新疆、蒙古和关中。
他还算过一笔账:胡桐、柽柳可斩,草莱可辟,商贾可至,铁道南属,转输不困。不到十年,城邑街巷便能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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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把首都搬去享现成繁华,而是把国力压到最需要经营的地方。
后来民国定都南京,伊犁之议没有落地。孙中山奔走半生,也没等来一个真正安定统一的新中国。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北京铁狮子胡同的病榻前,他留下“和平、奋斗、救中国”。地图上的伊犁仍在西北,天山雪线下,风从空旷处吹过,那个三十七岁革命者按过的地方,还静静伏在中国版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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