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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的鲁西南已经有些凉了,朱楼村口那条路上还是有人举着手机,等他推门出来。
这样的日子他过了十几年,去年十一月刚打赢一场官司,被告当庭被收押,事后他跟人说了句,现在没人踹门了,我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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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份满意只维持了不到一年,这个十月,他又开始整理材料了,这回手里攒的不是判决书,是举报记录和一沓聊天截图。
有个数字最能说明落差,今年七月三十一天,他跑了二十七场,从枣庄到潍坊三百多公里,当天去当天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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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阵子他的日程本一直排到明年一月,签了字的合同摞起来五十多场,排期表看着像要再火一把。
十月中旬他坐在镜头前,说了句让人心里发沉的话,现在接的商演非常非常少,一个月只剩六七场。
六七场是什么概念,按他自己算的账,扣掉分成和税,一场到手五万上下,一个月三十来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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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几年他一个月最少二十多场,连轴转停不下来,如今六七场,等于把收入砍掉了三分之二。
比钱更难受的是那种落空,有一回他拎着包上了高铁,演出服就装在包里,车刚开动,电话来了。
那头的主办方说得很客气,也不绕弯,说眼下舆情压力太大,担不起,这场就算了吧,票卖了也只能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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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坐在座位上半天没吭声,把包又塞回了行李架,这种事今年遇上不止一次,合同签了,定金收了,说黄就黄。
国庆前后的山东像塌了一片天,济宁一家超市的开业庆典没了,东营一个商场的三周年也没了。
章丘的没了,邹城的也没了,青岛崂山海边那场酒吧演出同样黄了,一个省数下来接近十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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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安那场最扎心,舞台搭好,灯也亮了,观众拿着票进了场,工作人员登台说了几句,说手续没批完,今天演不了。
一个庄稼人靠嗓子吃饭,被拦在后台,看着台下的人慢慢散掉,那滋味外人很难替他体会。
他自己讲得很直,那些举报的人他一个也不认识,没有旧怨,也谈不上什么经济往来。
理由只有一条,见不得别人好,只要打听到他在哪儿登台,就有人往他头上扣那四个字,“劣迹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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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个字有多沉,主办方一听就腿软,签好的合同能撕,票卖出去也只能一张张退。
蹊跷的地方就在这儿,翻遍公开的消息,没有任何一个部门正式认定过他是“劣迹艺人”,那顶帽子是自己长出来的。
帽子一戴上,生意就断了,主办方不是法官,没义务等调查结果,他们只算一笔账。
万一真出事,场地费谁出,宣传物料谁赔,退票的钱谁认,算完这笔账,最省事的办法就是打电话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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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举报也不是零散的,早几年网上就冒出七八个专门盯他的群,群里的人每天凑一起编段子,改他的照片。
后来做熟了,谁先打第一个电话,谁去评论区留言,谁把话术复制到别处,分工清楚得像一支队伍。
网上还有一种说法,带头的几个就靠这个挣流量,直播间一开,打赏就刷进来。
骂得越凶,围的人越多,做完一场,下一个人接着来,反正成本压在别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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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电话花几个钱,几毛,甚至不要钱,可它能让十几场演出消失,能抹掉几十万上百万的收入。
这笔账他会算,可他更在意的其实是另一样东西,前几年那批人进过法院,还给他写过保证书。
纸上写得清清楚楚,保证不再捣乱,签了名,按了手印。
保证书还在抽屉里,人已经换了打法,不骂了,改成举报,骂人要担责任,举报不用。
这也是他这回不肯松口的原因,道歉他去年就收过一次,收完发现不管用,隔一年又卷土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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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跟人撂了句话,这回不接受道歉,材料攒齐了,举报记录,群聊截图,时间线,还有愿意出面作证的主办方。
去年那场官司他赢得并不轻松,事要从2020年4月说起,一个姓孙的女人跟他素不相识,却盯上了他。
四年时间里她剪了几百条视频,把他的脸换到别人身上,配上编出来的话,连刚满月的孙子都骂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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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己是2023年才看见的,从一个朋友转来的视频里,看完半天没说话,转头去找了律师。
那次他走的是刑事自诉,见了谁都说不要调解,2025年2月开庭那天,被告一个人来的,没请律师。
庭上她道了好几次歉,话说得挺软,可那些视频挂在那儿四年,不是几句对不起能擦掉的。
当年11月一审宣判,侮辱罪判六个月,诽谤罪拘役四个月,合并执行六个月,人当庭被收押。
他后来说了句土话,忍得了骂我,忍不了骂我家里人,这话不漂亮,可比很多漂亮话都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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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这批人和去年那个不是一路,去年是一个人对着屏幕发狠,今年是一群人对着电话使劲。
目标也换了,过去是想把他名声搞臭,现在是想让他没饭吃,名声臭了还能下地,饭碗砸了,一家人怎么办。
有人替他算过一笔账,他这些年其实没涨过价,2015年定下10万块唱3首歌,一直用到现在。
最火那几年,外面传他一场能拿到二十四五万,一年跑两百三十场,他也没把价往上抬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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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带货最疯那两年,有商家捧着三千万上门,他回绝了,理由简单得让人意外,说不了解那产品,不敢卖。
不了解的东西不能卖,这话搁在今天一堆网红里近乎傻气,可他认这个理,认了十几年。
今年春天一个方言梗把他重新推到台前,年轻人学他说话,拿他做表情包,音乐节也来请他。
四五月的舞台底下全是二十来岁的脸,有人举着旗子喊他大将军,他站在灯里笑得眼睛都眯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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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那阵子他五天跑了五个城市,从青岛到曲阜再到德州,商场门口挤得水泄不通,保安拉都拉不住。
红到这个份上,麻烦跟着涨,知道他行程的人更多了,举报的电话也就打得更准。
我一直觉得,这事最值得琢磨的不是黑粉有多坏,而是坏可以这么便宜。
编一条谣言要费脑子,要担坐牢的风险,可打一个举报电话,躲在暗处连名字都不用留。
规矩本来是用来保护人的,如今成了勒人的绳子,谁会用,谁就能让一个清白的人寸步难行。
他今年五十六岁,还住在朱楼村,种着几亩地,六月麦收的时候,一车麦子卖了4044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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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到手那天他站在车边笑,那个笑比在台上唱完一首歌还松快。
一个卖四千块麦子也高兴的人,被逼着去学取证,学立案,学怎么跟律师一条条对时间线,这事本身就荒唐。
他说过自己就喜欢当农民,不喜欢那个外号,可外号带来的风雨,他躲了十五年也没躲开。
这回他把话撂在了明面上,谁让他没饭吃,他也让对方不好过,这不算狠,是老实人被堵到墙角的反应。
一个电话该不该被管住,眼下还没有答案,但有件事已经清楚了,他不想再忍到下一个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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