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百人斩恶魔:以葡萄酒为赌注残害中国人，案发十年后才被发现，最终被跨国追捕

1937年11月，侵华日军沿沪宁线向南京推进。

第16师团第9联队的野田毅少尉向同队的向井敏明少尉提出了一项赌约：谁先用军刀砍满一百个中国人，先到者赢得一瓶葡萄酒。

《东京日日新闻》派出的随军记者浅海和光本全程追踪了这场竞赛的“赛况”。

1937年11月30日的第一篇报道里，向井已经砍了56人，野田25人；

到12月4日，数字变成86对65；12月6日，89对78；

12月13日的报道给出了最终“成绩”：向井106人，野田105人。

因为无法判定谁先达到一百，两人商定把目标提高到一百五十人，继续砍下去。报纸配发的照片上，两个少尉并肩拄刀而立，脸上带着笑。

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为什么如此露骨的屠杀记录，能在日本国内媒体上堂而皇之地连载四期？

战时的日本并非没有新闻审查，许多记录日军暴行的照片被盖上“不许可”的印章禁止发表。但“百人斩”报道享受了完全相反的待遇。

原因在于，此举被纳入了“勇武传”的框架：杀戮的对象被统一模糊为“敌人”，读者的注意力被引导到军刀的锋利程度、少尉的“剑道段位”、以及两人之间“不甘落后”的竞争姿态上。

向井的刀是名为“关孙六”的名刀，野田的刀是祖传宝刀，报道不厌其烦地描写刀刃的状态，却从不追问刀下的人是谁。

野田毅后来回到家乡鹿儿岛，在一所小学作报告时，他说自己占领战壕后朝里面喊话，里面的人一个接一个走出来，他让他们排好队，然后从队伍的一头逐个砍过去。

也就是说，日本军刀再锋利也不可能在战场上连砍上百人。能让这套杀戮顺利运转的条件，是对方手无寸铁，且排好了队。

1945年日本投降后，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的名字出现在日军第16师团的战俘名单中，两人被美军遣返回了日本。

他们就此从公众视野里消失，一个回了山口县，一个回了鹿儿岛，或者更准确地说，连老家都没有回。

战后日本一片萧条，许多退伍士兵在路边摆摊谋生，两人也混迹其中，头上裹着白布，做起了小生意人的模样。

如果没有一份旧报纸被重新翻出来，这两个名字很可能就此沉入战后日本混乱的人口流动中，不再被提起。

直到1947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进行期间，中国检察官办事处的一位年轻秘书在堆积如山的日本档案和旧报刊中翻到了一份1937年12月的《东京日日新闻》。

他叫高文彬，1946年刚从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到东京时二十四岁，负责协助搜集证据。

那份报纸上印着向井和野田拄刀而立的照片，标题里的日文汉字即便不谙日语也能读出一个大概：百人斩、竞争、两将校。

报道正文记录了两人在紫金山下见面时的对话，野田说“我斩了一百零五了”，向井答“我一百零六了”，然后两人一致同意把竞赛继续下去。

高文彬把报纸复印了三份，一份留在检察局，另外两份寄回国内，交给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

然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的举证阶段已经结束，这份新发现的证据无法再呈交东京的法庭。

并且向井和野田的军衔只是少尉，也不在远东法庭直接审理的甲级战犯之列。

按照战后审判的分工，乙级和丙级战犯交由各受害国自行审判，这两个人注定要面对中国的军事法庭。

石美瑜收到报纸后，呈报国民政府国防部，要求引渡。中方通过驻日代表团向盟军总部提出了抓捕请求，盟军总部调查科发出了通缉令。

但竞赛已经过去了十年，两个人是否还活着、藏在哪里，没有任何确定的线索。

国际宪兵先去了向井敏明的老家山口县和野田毅的老家鹿儿岛，挨家挨户拿着照片询问，同部队的老兵要么不知情，要么闭口不谈。

搜捕持续了数月，1947年8月20日，国际宪兵巡查琦玉县一处集市时，一个头上裹着白布的摊贩引起了注意。

宪兵认出了那张脸，上前扣住他。对方起初装作听不懂，直到宪兵把翻拍的那张《东京日日新闻》报纸举到他眼前，他才低下头。

此人正是野田毅。通过对野田毅的审讯，向井敏明的下落随后被查明，两人先后落网。

1947年11月6日，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经中国驻日代表团军事组引渡到中国，关押在南京小营战犯拘留所。

一个多月后，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开庭。

站在被告席上的两个人给出了一个令人错愕的辩解：他们说《东京日日新闻》的那篇报道是虚构的，记者编造“百人斩”的“武功”是为了替他们做征婚广告，好让他们在日本找到结婚对象。

但判决书指出，战时日本当局对军事新闻实行严格的统制检查，《东京日日新闻》作为日本的重要刊物，绝无可能专门虚构一篇报道来替两个低级军官征婚。

法庭的措辞是：“至谓以杀人为竞赛之凶残兽行，可作征婚广告，以博女性欢心，更为现代人类史上所未前闻。”

1947年12月18日，向井敏明和野田毅被判处死刑。1948年1月28日，两人在南京雨花台刑场被执行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