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沂市：一份“支持率不足0.1%”的判决动摇一家民企的生存根基 论沂南县法院一案件对当地营商环境的影响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这句被反复强调的司法政策箴言，落到具体案件里，检验它的标准其实很朴素：当一份专业鉴定报告摆在面前，法官是尊重专业判断，还是凭主观印象将其搁置？当法律条文的适用前提清晰可辨，法官是严守文义边界，还是以“举重以明轻”之名将其扩张至完全不同的情形？当中央三令五申保护民营企业时，一份判决是在落实这一精神，还是在事实上消解它？

山东天成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下称“天成公司”）的遭遇，提供了一个值得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二审中严肃审视的样本。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元忠认为：沂南县人民法院(2024)鲁1321民初6686号判决，在工程质量修复费用、非法转包违约金、逾期竣工违约金三个核心问题上，呈现出一种系统性的裁判偏差，不是在事实认定的细节上存有争议，而是在法律适用的前提上偏离了现行规则。

首先，最刺眼的数字是2675万元与2.4万元。经双方同意、由法院摇号确定的鉴定机构出具报告，认定案涉工程因施工质量问题所需修复费用为26,750,774.35元，其中主体结构部分修复费用超过1005万元。一审判决最终支持的修复费用是24537.88元，支持率不足0.1%。判决的逻辑支点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十四条“建设工程未经竣工验收，发包人擅自使用后，又以使用部分质量不符合约定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承包人应当在建设工程的合理使用寿命内对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质量承担民事责任”，并以“举重以明轻”为由，推导出“经竣工验收合格后使用，发包人再主张质量权利亦不应支持”的结论。本案工程系经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五方共同竣工验收合格后交付使用，天成公司不存在“未经竣工验收擅自使用”这一前提性过错。将一条以制裁发包人过错行为为立法本意的规则，反向适用于一个不存在该过错的发包人，并以“举重明轻”来包装，实质上是以类推适用的方式扩张了司法解释的适用范围。这在法律方法上是一个需要二审直接回应的根本性问题。

更关键的是，最高人民法院2025年11月发布的建设工程质量保护典型案例，恰恰针对的正是“经竣工验收合格后”的质量责任归属。典型案例明确宣示：“工程虽经竣工验收合格，但在工程保修期内发现质量问题的，人民法院判决承包人依法承担保修义务”；“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工程的最低保修期限为设计文件规定的该工程合理使用年限”。换言之，竣工验收合格恰恰是保修义务的起点，而不是承包人质量责任的终点。一审判决以竣工验收合格为由反向否定发包人的质量主张，与最高法通过典型案例所统一的裁判尺度形成了正面冲突。

其次，非法转包问题则暴露出另一种偏差。广安公司与无施工资质的个人王玉可签订《工程内部管理协议》，收取1%管理费，由王玉可自负盈亏组织施工——非法转包的事实构成在证据层面并无实质争议。《民法典》第七百九十一条第二款和《建筑法》第二十八条对此类行为明令禁止。合同第16.2.2条亦明确约定转包违约金。

一审驳回全部违约金请求的唯一理由是“天成公司明知转包且未提异议”。这一理由在法律逻辑上难以成立：违约责任的成立以违约行为的发生为要件，转包行为一经实施，违约责任即已客观成立。发包人是否“明知”、是否“提异议”、是否解除合同，影响的是合同是否继续履行，而非违约金请求权是否存续。将“未提异议”等同于“放弃违约金”，混淆了继续履行层面的选择与违约责任层面的承担，也使合同中的转包违约金条款在事实上被架空。

在本案中，若非法转包行为因发包人“未当场抓现行”或“为避免烂尾而继续施工”即可免除违约责任，实质上降低了违法成本，变相鼓励了建筑市场的违规行为。同样，若高额的质量修复费用因程序性或解释性理由被大幅核减，将向市场传递出“质量违约成本低廉”的错误信号。

再者，逾期竣工违约金的问题则涉及举证责任的基本规则。合同约定竣工日期为2019年12月31日，实际竣工日期为2021年1月22日。一审仅计算了93天逾期，遗漏了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7月19日期间的201天。承包人主张不可抗力免责，依法应就不可抗力与工期延误之间的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将“系承包人原因导致工期延误”的举证责任分配给发包人，颠倒了这一基本规则。而《民法典》第五百九十条明确规定，“当事人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免除其违约责任”。承包人在疫情发生前即已迟延履行，此后的不可抗力不能成为免除此前已成立违约责任的依据。

上述任何一个问题或许都可以被归入“个案裁量”的范畴。但三者叠加于同一份判决之中，指向的是一个更值得警惕的信号：如果一份判决可以在质量责任上以类推方式限缩发包人的救济权，在逾期竣工上以举证责任倒置减轻承包人的违约后果，那么它对市场传递的规则预期将是系统性的。施工方可能从中读出：只要工程通过了竣工验收，即便主体结构存在经专业鉴定确认的质量缺陷，修复费用也可能不被实质支持；只要发包人没有在转包发生时“当场异议”，转包违约金条款就可能归于无效；只要承包人事后援引不可抗力，此前的迟延履行就可能被一笔勾销。这样的规则预期一旦形成，受损的不仅是一个天成公司，而是所有在临沂投资建设、依赖合同约束施工方的民营企业对当地司法保护力度的判断。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核心在于“可预期性”。企业家在进行长期投资时，最依赖的是法律规则的稳定性与司法裁判的公正性。当一份判决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出现显着偏差，其负面影响往往超越个案本身，辐射至整个区域的市场生态。

最高人民法院2025年7月30日印发的《关于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依法平等保护民营经济组织及其经营者合法权益，以严格公正司法促进民营经济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并强调“全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天成公司作为国家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其新建综合楼项目系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人才孵化项目”，却因一份工程质量与违约责任裁判尺度严重偏离的判决而陷入生存困境，这一反差本身就构成了对上述政策精神是否在基层司法中真正落地的追问。

目前，该案已进入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程序。二审的意义，不仅在于对2675万元修复费用、转包违约金和201天逾期违约责任给出一个实体上公允的结论，更在于通过裁判明确几条不应被模煳的规则边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十四条的“擅自使用”前提不容以类推方式消解；竣工验收合格不是承包人免除主体结构保修责任的挡箭牌；违约金的成立不以发包人“提异议”为条件；不可抗力不能溯及既往地免除已经发生的迟延履行责任。

临沂中院对这一案件的审理、将直接回答一个市场最为关切的问题：在临沂市，一份专业鉴定报告和一份白纸黑字的合同，在司法裁判中究竟应当占据什么分量。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这一论断不仅体现在宏观政策的宣示中，更具体而微地落实于每一个司法案件的公正裁判里。对于市场主体而言，一份判决不仅是法律权利的确认书，更是衡量地区法治化水平、决定投资信心的风向标。该案一审判决结果与司法鉴定结论的巨大反差，以及由此引发的关于司法公正与营商环境的讨论，为审视基层司法实践如何影响城市法治信心提供了典型样本。

此案警示我们，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建设不仅需要政策上的“暖企”姿态，更需要司法裁判中的“硬核”公正。对于司法机关而言，每一份判决书都是法治精神的载体。在处理涉企案件时，应严格贯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保护民营企业产权的精神，坚持实质正义，避免机械司法。特别是在涉及专业性强、争议大的建设工程领域，应充分尊重专业鉴定意见，准确适用法律，确保裁判结果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

唯有让每一个市场主体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才能真正筑牢城市的法治信心。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若能以此案为契机，深入反思并纠正沂南县人民法院在司法实践中的偏差，不仅能为当事企业挽回损失，更能向全社会彰显其捍卫法治尊严、优化营商环境的决心。毕竟，法治的信心，源于每一次公正的落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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