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杜遭蒙面人殴打！以方声明巧言甩锅，纵容暴力的真相刺痛人心

在外交辞令的使用语境中，“不可接受”的表述本来具备较重的分量，可如果表述之后紧跟着出现“但是”类的转折内容，前面相关表述的实际效力就会大幅降低，更接近开场白的性质。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博杜遇袭当天发布的声明，就采用了这类表述逻辑。

声明首先提出针对外交官的暴力“不可接受”，随即补充说明涉事外交官“未与以军协调便进入了敏感区域”，同行人员中“包括公开支持巴勒斯坦的法国官员”，之后要求各方“切勿妄下结论”，最后对所谓“抹黑”定居者的协调行动表示担忧。

这四段表述连在一起，相关暴力行为的事实没有被否认，但暴力的责任却被拆分到外交官的行程安排、政治立场和舆论环境三个不同方向上。这类表述方式比直接否认事实的做法效果更强，因为它将暴力行为嵌入到一套“前因”逻辑当中，只要暴力行为被附加上相关前因，后续的追责过程就会演变成针对相关前因的拉扯协商。

博杜从遇袭现场起身之后，对法新社作出的表述，比以色列总理办公室的声明更贴近实际情况，他提到定居者敢于实施相关行为，说明以色列政府“对此抱持纵容态度”。

现年78岁的法国市长博杜在橄榄采收现场被蒙面人用铁棍打倒在地，按照常规逻辑，讨论打人者应当承担的后果，本来不需要涉及博杜是不是法共成员、有没有提前向以军报备行程的内容。一个人不需要和袭击者协调行程，才能获得不被殴打对待的权利，博杜也不需要在外出前向以军报备自己的政治立场，才能保障自身的人身安全，这一点在任何正常运行的法律体系中都不存在讨论的空间。但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却将这些内容纳入了讨论范围，开展这类讨论本身，就传递出了明确的信号。

法国外长巴罗（资料图）

橄榄采收是巴勒斯坦家庭一年当中最要紧的现金流窗口，定居者在收获季集中抢夺收成、焚烧树木、阻挠采摘，相关行为影响的不是单棵橄榄树的产量，而是整片土地对应到家庭收支账本上的回报率。暴力把相关回报率压低到无法覆盖家庭生计所需的水平后，依赖橄榄收入的巴勒斯坦人就会选择离开，对应的土地就会空置出来，定居点向外扩张的可用空间也就随之产生。

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奇在2025年底宣布的五年计划，安排27亿谢克尔拨款用于新建17个定居点，其中11亿谢克尔直接用于定居点建设，剩余资金投向基础设施建设和所谓“前哨”的正规化工作。暴力行为在产出端制造人员退出的压力，财政预算在投入端建设对应的接纳能力，两个方向的动作同步推进，定居者暴力就不能再用“治安失控”的说法来概括。

它是一个存在财政配套、存在选举回报、存在制度庇护的扩张过程。几名实施暴力的蒙面人没有能力独立达成这种规模的效果，他们能够反复实施相关行为，是因为所处的制度环境为他们提供了反复行动的空间。

欧洲方面的相关反应，恰好构成了上述空间存在的外部条件。

博杜遇袭之后，比利时副首相兼外交大臣普雷沃作出直接表态，称比利时将继续推动欧盟对暴力责任人及其支持者实施制裁。法国外长巴罗要求以色列“立即逮捕肇事者”并“制止犯罪暴力行为”。这些表态在措辞层面不存在问题，问题存在于欧盟此前的实际行动当中。

2025年9月欧盟委员会提出的一揽子方案，内容包括对以色列“极端主义部长”和暴力定居者实施制裁、部分暂停《欧盟，以色列联系国协议》中的贸易优惠条款，该方案到10月召开的外长会上再次被搁置。

德国、匈牙利等国始终对相关方案持反对态度，加沙停火协议达成后，又有部分成员国认为相关制裁“不再必要”。布鲁塞尔的市民对这件事有很朴素的表述，称欧盟能对俄罗斯搞19轮制裁，却对以色列下不了手，全球南方在看着这种双重标准。

这就是“不可接受”的表述能够被反复使用的现实环境。如果一句谴责的表述后面没有配套可落地执行的惩罚措施，它就会从一个法律层面的判断，退化为外交场合中没有实际效力的常规表述。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清楚欧洲的制裁机制推进存在哪些阻碍，它作出“不可接受”的表述，面向的是那些需要在公开声明中写入“我们谴责”内容却无法推动制裁落地的欧洲政府。

一方拿出原则性的表态内容，另一方拿出解释暴力行为存在“前因”的相关说法，两边都能获得自己需要的内容。整个交涉过程走完，没有任何相关方需要直面那个更硬的问题，也就是定居者暴力什么时候会被当作暴力本身来处理，而不是被当作一个需要“全面看待”的复杂现象来处理。

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发布的相关声明，具备的选举前作用也比较明显。以色列议会选举的时间定在10月27日，内塔尼亚胡当时正在极右翼定居点支持者群体中巩固自身票仓。将博杜描述成一个“公开支持巴勒斯坦的法国官员”，将外交官的行程描述成“未协调的敏感进入”，这套叙事面向国内受众能够产生一定效果，传递出的信息是遭遇殴打的是支持巴勒斯坦的欧洲左翼人士，不是“我们的人”。但对应的负面代价也在同一时间显现出来。

前以军总参谋长、内塔尼亚胡的主要竞选对手艾森科特将这类暴力称为“犹太恐怖主义”，称它“正在耗尽以色列国仅存的一点正当性”。一名退役的以军总参谋长用“仅存的一点正当性”来评价相关情况，其分量比来自外部的谴责更重。

如果“不可接受”的表述永远拖着一条解释暴力“事出有因”的后续内容，它就不再具备谴责的实际作用。它变成了一种成本转移的方式，将暴力造成的代价从施暴者身上转移到受害者身上，转移到国际法执行存在缺口的现实上，转移到那些仍然相信这四个字具备法律层面分量的主体身上。

博杜遭遇铁棍殴打的经历所反映出的结论，比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布的声明可信度要高得多。对暴力的纵容不需要写进任何一份公开声明里，纵容存在于施暴者在事发后照常返回定居点、相关财政预算照常拨付、相关制裁方案照常搁置的每一个日常场景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