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改嫁也是回旋镖：沈醉当军统特务的时候，和手下祸害了多少良家、非良家妇女？

沈醉的五本回忆录笔者都买全了，在那五本回忆录中，他没少嘲笑国民党将军的贪财好色，比如“油头粉面”的第七十二军军长杨文湶（有史料写为杨文瑔，也是《潜伏》中那个被戴笠抓起来的那个纳妾者）、在陈官庄“战场娶妻”的徐州“剿总”办公室中将主任郭一予、“老婆刚好半打，儿女不足一班”的范汉杰，都在沈醉的回忆录中留下了不太光彩的记录，就连第一批特赦后当了全国政协委员、文史专员的王耀武，也没逃脱沈醉的“揭短”。

王耀武有没有短处，历史自有公论，但绝大多数人都会认为王耀武比沈醉“好”得多，尤其是沈醉中学没毕业就入行当特务，连他自己也承认自己的罪行罄竹难书，甚至在个人生活方面，他的问题也不少，以至于有人说他“伉俪情深”的妻子改嫁也无可厚非：沈醉当特务的时候，本人和手下祸害了多少良家和非良家妇女？

沈醉说王耀武的夫人“和他的一个副官一口气跑到南美洲去欢度晚，王得讯一气之下，马上手脚发抖，几乎当场死去，虽经抢救，也变成了半身不遂”，结果王耀武的女儿王鲁云公开辟谣：“这完全是无中生有。对于这类不负责任的谣诼，我们家属已经在《大公报》上公开发表声明予以澄清，母亲郑宜兰在离开祖国之后没有做过任何一件对不起父亲的事情，她对父亲的思念一如既往，没有更改。”

王耀武并不像沈醉说的那样刚特赦就中风，而是在组织帮助下喜结连理且编写了大量回忆文章，曾任“总统府少将参军、战地视察官”、第五军中将副军长兼独立第五师师长李以劻在《记王耀武将军的后半生》（刊发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一百一十六辑）中也证实了王鲁云的说法：“吴伯伦女士系天津师范学院的高材生，当年任教于北京八十二女中，她不嫌佐民的多病之身，却又慕佐民乃是抗日英雄，两人便情投意合，愿结为夫妇，互相照顾，以娱乐晚年。”

王耀武不但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少有的聪明人，而且还是难得的好丈夫，王鲁云回忆：“父亲与母亲郑宜兰感情一直很好，两人素来和和睦睦，从来不曾拈花惹草。在当时的旧时代环境里，高级军官三妻四妾者比较多，我父亲的感情是难得的专一。”

不管怎么说，王耀武不但是抗日名将，而且也是个能赚钱且很顾家的好丈夫，而沈醉则承认自己对妻子不忠在先，而且那是他们那个阶层的通病。

沈醉在《我的特务生涯·喜得娇妻》中回忆：“尽管我一直深爱她，可是总觉得自己若不像同僚们那样有几个交际花或女伶做外室，似乎就显不出自己的风流显贵似的，所以在出门时也经常逢场作戏。”

所谓“逢场作戏”，不过是某些男人为自己出轨找的借口而已，似乎自己“犯了男人都会犯的错误”就不是错误一样——事实上那种“错误”也不是所有男人都有机会犯的，只有像沈醉那样有权或像某方丈那样有钱才行，我辈平头百姓，连“犯错误”的资格都没有。

沈醉承认，自己“犯错误”不是一次两次：“所到之处的警察局长、稽查处长等，不是老同事、老部下，就是我的学生，他们为了拉拢我，也总是极力在这方面下手，我便慢慢从不习惯变得习惯起来。即使这样，也没有一个人敢说我一个‘不’字。”

能把纵情风月说得如此轻描淡写理所当然，估计除了沈醉，还真不好找到第二个，起码与沈醉并称“军统三剑客”的周养浩是要瞒着老婆的，因为闹得太欢，毛人凤会打死他。

那些同事、部下给沈醉“提供”的大多不是良家妇女，说好听一点也就是交际花或职业技术女士，沈醉花天酒地没有得病，也算万幸了。

沈醉在外面彩旗飘飘，他的妻子是知情的，而沈醉则是有恃无恐：“我在外面风流的事常常传到雪雪的耳朵里，这给她造成了很大的痛苦。她毕竟阅历很浅，看不透当时的社会就是这样一种世风，还以为是因为自己没有生下一个男孩我才这样，所以常常去庙里烧香许愿，求菩萨赐一个儿子给她。”

妻子的忧郁，居然被沈醉说成是阅历浅，也就是说沈醉认为自己与非良家妇女的过亲密接触是正常的，而妻子不理解就是幼稚。

不管在什么时代，女性都是有自尊的，也不应该是附属品，沈醉一边说自己三瓦两舍打哄已成常态，一方面又说“我俩彼此的感情来说，当然都是忠贞不渝的”，这难免让我们觉得自己理解的“忠贞不渝”跟沈醉想的不一样。

沈醉年纪轻轻，在军统却算得上位高权重，他手下的鹰犬爪牙，都是穷凶极恶没底线，沈醉在回忆录中“揭露”的部下的凶残暴戾，读者诸君看了也会问一句：部下如此，作为长官的沈醉岂不是要做得比他们更过分？

沈醉入行不久就当了组长，打手从几人、几十人到几百人，尤其是当常桃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任上校处长、洞庭湖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任上校督察长、副处长、处长期间，更是招揽了一大批地痞流氓，沈醉对他们的恶行不但不加管束，而且还毫无原则地包庇、撑腰。

沈醉当稽查处长时曾被免职，那就是他跟手下闹得太不像话，激怒了地方和军方，戴笠也只能让他先去职后再调任。

沈醉和他手下的欺男霸女、祸害两家妇女，已经到了人神共愤的程度，而沈醉的做法，就是在死有余辜的手下被军方处死后，带着两卡车武装特务，要强冲军营。

1959年第一批特赦的浙西师管区中将司令兼金华城防指挥周振强，当战时干部教导总团的副教育长兼綦江警备司令的时候，沈醉在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当实际意义上的一把手，即使老蒋已经把重庆作为“陪都”，军统特务们作恶依然肆无忌惮，曾给中山先生和老蒋当过卫士、卫队长的周振强实在看不过去，就为民除害枪毙了一个道德极其败坏的稽查员。

沈醉在回忆录中详细描述了那些稽查员的暴行：“我曾多次听到一些人说：‘只要当上一年的稽查员，拿去枪毙了决不会冤枉！’这些人作恶的程度，真可说是骇人听闻的。我只举出其中一个叫车重光的中尉稽查员为例，便可看出一般来。这个人在查旅馆房间时，发现有一个从东北到重庆投亲不遇的年轻女子，积欠房饭钱很多。他便以帮助她解决生活问题为手段将她奸污，后来又逼其为娼，而平分其夜度资。她后来遇一东北客人，向其倾诉，那客人向稽查处检举。我曾亲往了解，确属实情，但是稽查处处长不同意惩治车重光，还为车说情。因为车很会找女人，常常替许多大特务拉皮条。这个车重光后来又与冉家巷一个小饼干厂老板娘姘上，居然用药毒死这个女人的丈夫，将饼干厂据为己有。”

沈醉身为督察长，对这些稽查员的罪恶当然是完全掌握的，他知而不管，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他们原本就是一类人。

说沈醉手下的稽查员都是禽兽或禽兽不如，一点都不为过，沈醉与周振强“结仇”的前因后果很清楚：“綦江稽查所抓了一个商人，这个商人是从浙江逃难到四川投奔亲友，路上老婆被日本飞机炸死，只剩下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儿，当晚有个稽查员又到旅店去找他女儿，借口她父亲供认，在她身上还藏有毒品，便把她衣裤全部扒下来检查，实际上是借机来奸污她。从此，这个小姑娘就落入了这个稽查员的魔掌。除奸污她外，还迫她卖淫接客。”

綦江警备司令周振强收到该良家妇女求救信后让那个稽查员说明情况，结果那个稽查员仗着有沈醉和戴笠撑腰，在周振强历数其奸污民女、逼良为娼、栽赃陷害等罪行后，居然敢拍着桌子说周振强管不着，这可激怒了尚有良心和正义感的周振强：“老子就管得着！不信，看老子枪毙了你！老子官不做了，非把你枪毙了不可！”

周振强枪毙了那个嚣张且死有余辜的稽查员，沈醉闻讯后不但不反思（也不可能反思）自己疏于管教，反而气势汹汹带着大批特务杀向綦江警备司令部，要不是戴笠及时打电话拦住，军统和军队的枪战打起来，肯定要闹到老蒋那里，别说沈醉性命不保，戴笠也得吃不了兜着走。

沈醉和手下祸害了多少良家和非良家妇女已经无法统计，最后回旋镖也终于扎在了沈醉身上——他妻子改嫁了，沈醉称之为“爱妻别抱，五内俱焚”。

沈醉死没死，保密局（后改为情报局）特务不可能不知道，但他妻子还是很快改嫁了（改嫁时间有1951年和1953年两种说法），而且改嫁是毛人凤和沈醉大哥沈呤是反对的：“毛人凤和我大哥借她改嫁为名，硬要将在香港的四个孩子接往台湾，并不准她去台湾。”

这样看来，毛人凤跟沈醉的关系，并不像沈醉写的那样仇深似海，至于沈醉和手下祸害了多少良家、非良家妇女，他在当军统特务期间是否罪孽深重，读者诸君肯定还知道更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