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0年12月，上海市人民法院准备对刘全德判处死刑，陈毅却提出异议：“别判死刑，好吃好喝养着，我有妙用。”这个决定，乍看有些出人意料。一个曾经担任红军干部警卫员、后来投靠国民党特务机关，并奉命潜入上海刺杀陈毅的人，为何没有立即被处决？
答案不在于宽纵，而在于审讯工作的实际需要。上海解放初期，潜伏人员关系复杂，许多被捕者抱着“横竖都是死”的想法，拒绝交代组织、联络方式和隐藏地点。刘全德熟悉这套体系，或许能撬开那些顽固分子的嘴。
这件案子的起点，是1949年11月的上海。新中国成立不久，城市秩序正在重建，国民党方面仍试图通过潜伏、破坏和暗杀制造混乱。陈毅既是华东军政领导人，又担任上海市长，自然成为对方重点针对的目标。
公安部门掌握的情报显示，国民党保密局派出刘全德，带着安平贵、欧阳钦等人潜入上海，任务直指陈毅。刘全德并非普通行动人员，他熟悉上海街巷，也了解共产党早期保卫和情报工作的某些特点，更重要的是，他曾在陈毅身边工作过。
刘全德1915年出生于江西吉安。1929年，年仅14岁的他参加红军，因头脑灵活、办事利索，又有较好的射击能力，后来被安排担任陈毅身边的警卫员。此后，他进入红军部队，担任过军部特务连长。
人生的转折发生在1935年。刘全德在武昌执行任务时被国民党方面逮捕，随后选择投降，并被送入特务训练机构学习暗杀、爆破和情报活动。凭借早年经历和行动能力，他逐渐受到戴笠、毛人凤等人的注意，成为上海特务系统中的重要人物。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刘全德长期活动于上海，做过副官、特别行动组长等职务。1945年前后，他曾奉命刺杀投靠汪伪政权的余班，并在上海特务圈内因此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对国民党方面而言，他既熟悉旧日对手，又掌握上海的社会关系，这正是被选中的原因。
上海解放后，刘全德一度被我方捕获。他察觉当时掌握自己的材料并不充分，便装作愿意悔过，获释后经舟山、厦门等地辗转逃往台湾。可是，蒋介石亲自点名后，他没有拒绝的余地，只能再次接受任务。
1949年10月30日，刘全德与两名同伙抵达舟山定海，随后转到距离上海较近的大洋山。为了避开盘查，三人没有一同进入上海。安平贵、欧阳钦先乘船潜入，刘全德则化装成糖商，绕道浙江乍浦，从偏僻码头登陆，再乘车进入上海。
他曾设想过投毒、爆破和伏击三种办法，还专门化装进入市府大厦，观察陈毅办公室、会议室、警卫位置以及可能的行走路线，并绘制草图。不过，上海公安机关早已接到预警，正从他的旧日关系入手展开排查。
11月8日晚，公安人员安排熟悉刘全德关系网的陆仲达到姜冠球家中摸底。谁也没有料到，刘全德就在屋内。陆仲达没有贸然动手，而是装作前来找工作。刘全德试探道：“我这次回来，是想向人民政府自首。”陆仲达顺势诉苦，称自己失业，暂时没有生活来源。
两人一同离开后，陆仲达没有立即抓捕。他担心强行行动失败，反而惊动刘全德，于是选择返回报告。这个判断虽然错过了当场擒获的机会，却确认了刘全德确实藏在旧友家中，侦查方向也由“大范围撒网”转向重点查找。
第二天，高积云奉命前往史晓峰经营的店铺。史晓峰曾是刘全德的学生，两人关系密切。高积云到达后，果然在楼上见到了刘全德。席间，刘全德不断劝酒，显然是在观察他的反应。高积云没有真的醉倒，而是借呕吐脱身。
离开后，他在路上遇到巡逻部队，立即说明情况，并带着两名解放军返回。史晓峰开门的一瞬间，高积云顶住门缝，解放军迅速冲入屋内，将尚未拔枪的刘全德制服。随后，安平贵、欧阳钦以及为其提供藏身和联络便利的人员陆续落网。
刘全德被捕后，毛人凤对外宣称他已经“殉职”，甚至为他举行了追悼仪式。实际上，他被关押在上海，生活待遇也得到适当保障。陈毅没有把这种安排看作单纯的怜悯，而是把它变成了瓦解特务网络的一种办法。
审讯室里，曾经的特务人员看到坐在对面的刘全德，往往会惊愕失色。刘全德只问一句：“你想死，还是想活？”对方明白处境后，才开始交代经过。凭着对旧组织规矩、暗号和人员关系的熟悉，他能够及时指出供述中的隐瞒之处，使不少人放弃侥幸心理。
刘全德的身份本身，成了最直接的证据：国民党方面已经认定他死亡，而他却活着接受人民政府审查。这个事实打破了许多被捕特务“只有死路一条”的想象。到1951年秋，上海的潜伏和派遣活动受到持续打击，国民党保密局不得不暂时停止向上海派遣行动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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