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夫罗夫曾提“历史上的俄罗斯土地”：能否将其归还到合法家园

这番讲话将历史归属、民族认同与现实领土主张联系起来，也再次提出一个问题：莫斯科如何理解苏联解体后形成的国家边界与地区秩序？

这种表述并非孤立出现。2025年5月，拉夫罗夫在以“南俄罗斯历史土地”为主题的会议上，已经反对欧洲要求俄军退回1991年边界。

将两次讲话联系起来，可以看到俄方持续借助历史叙事解释其立场，但不能仅凭措辞，就断定未来行动的具体范围。

从2014年克里米亚公投，到2022年俄罗斯承认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两个“共和国”独立，再到同年9月四地举行所谓“入俄公投”，俄方不同阶段的行动逐渐被纳入“历史土地”的统一解释框架。

但政治解释与国际法律地位是两回事。联合国大会2022年通过的相关决议明确指出，四地所谓公投及随后吞并行为不具有国际法效力，不能据此改变这些地区的地位。

这种叙事既服务于国内动员，也试图在对外谈判中强化其领土主张。

问题在于，“历史上的俄罗斯土地”并没有清晰、稳定的范围，“新俄罗斯”也不只是对当前实际控制区域的地理描述。

历史记忆、政治主张与现实控制之间存在距离，因此，理解这些讲话，需要区分公开措辞、实际政策与对未来的推测，不能把三者混为一谈。

同样的区分也适用于谈判。历史归属的表述可以强化谈判立场，却不能替代对领土范围、安全保障和执行机制的具体协商。

措辞越宏大，越需要追问它最终对应怎样的政策要求。

如果参与者对承诺内容存在不同理解，相关表述本身就可能成为争议对象，而不是解决分歧的基础。

领土与安全争端的影响，也并不止于谈判桌。

黑海粮食运输将战场同国际市场连接起来。联合国资料显示，2022年7月启动的黑海粮食外运倡议，在约一年内通过乌克兰三个港口，向45个国家运出超过3200万吨粮食和食品，为稳定市场发挥了作用。

其中，世界粮食计划署运输的小麦超过72.5万吨，用于支持阿富汗、也门及非洲之角的人道主义行动。

2023年7月17日，俄罗斯拒绝续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便对小麦价格上涨及全球粮食安全风险表达担忧。

港口和船舶遭袭，可能通过运输成本、航运保险和市场预期影响进口价格，并进一步传导至面粉、食用油价格及政府补贴负担。但没有具体数据时，不能将每次袭击与某次涨价直接对应，更不能把复杂的价格变化归结为单一事件。

对于远离战场、却依赖相关粮源和运输通道的国家，粮食储备、能源进口来源与汇率稳定，都是需要共同考虑的风险因素。由此可见，“历史土地”叙事不仅关乎地图上的边界，其背后的战争与政策选择，也会通过贸易和价格渠道影响更广泛的人群。

不过，要理解这些表述为什么能够持续出现，还需要回到苏联解体后的秩序重组。俄乌冲突不仅涉及领土和安全，也涉及国家定位。

布热津斯基《大棋局》提供了一条分析线索：俄罗斯希望恢复大国影响力，乌克兰则将巩固独立主权视为首要任务，双方对地区秩序的期待由此产生根本分歧。

这一解释框架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不能被视为对后来战争具体进程的准确预言。它的价值，在于将苏联解体造成的力量转移、俄乌政治精英的不同目标、俄罗斯的身份困境，以及美国对后冷战欧洲秩序安排的不足，放在同一背景下观察。

对莫斯科而言，苏联解体不只是政治制度的终结，也意味着长期积累的地缘空间、人口资源和战略通道发生剧烈变化。高加索、中亚以及西部边界的变化，共同构成了俄罗斯政治精英强烈的失落感。

原有国家突然消失，俄罗斯必须重新回答自身实力、边界与国际角色的问题。乌克兰在这一变化中尤其重要。

苏联解体前人口约为2.8亿至2.93亿，乌克兰约有5200万人，同时拥有相对完整的工农业基础，并在黑海地区占据重要位置。因此，乌克兰独立对俄罗斯的影响，远不止减少一个加盟共和国，还意味着人口、经济资源和战略条件的重新分配。

人口结构又加深了这种冲击。俄罗斯出生率下降与中亚人口增长形成反差，布热津斯基据此判断，缺少乌克兰，俄罗斯重建原有规模和性质的联盟将更加困难，其对自身欧洲属性的理解也会受到影响。

原有意识形态不再能够维系各加盟共和国，民族国家建设迅速成为新的政治目标。1991年12月，乌克兰举行独立公投，投票率约为84%，支持独立的选民超过九成；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的支持者也超过半数。

这表明，独立诉求不能简单归结为乌克兰西部的立场。俄乌矛盾的另一层根源，是双方对解体后合作框架的理解不同。

莫斯科希望保留以俄罗斯为中心的联合机制，基辅则更关注如何避免重新受制于莫斯科。双方虽然共享大量制度遗产，却并不认同相同的政治未来。

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领导人在别洛韦日会面。叶利钦仍希望乌克兰参与新的联盟安排，克拉夫丘克则以独立公投结果为依据予以拒绝。

随后成立的独立国家联合体，在宣布苏联停止存在的同时，也确认了各方主权、领土完整和现有边界。

同一框架承载了不同期待。俄罗斯倾向于将独联体视为继续整合原苏联空间的基础，乌克兰则更愿意把它作为处理解体事务、维持必要合作的机制，而不是新的超国家权力中心。

组织形式上的合作，并没有消除双方对权力归属的分歧。军队归属很快成为这种分歧的集中体现。

乌克兰独立后迅速推进对境内原苏军力量的接管，强调国家对军事力量的控制。对基辅来说，这是主权建设的重要步骤；对莫斯科来说，则进一步削弱了统一军事体系和政治联合的可能性。

双方政治精英虽然大多出身苏联体制，却没有因此形成共同目标。莫斯科强调共同历史与原有联系，基辅更重视摆脱中央控制。

黑海舰队、克里米亚及塞瓦斯托波尔相关争议，又不断加深彼此的不信任，使国家建设与地区整合越来越难以兼容。乌克兰独立带来的冲击，最终指向俄罗斯自身的身份问题。

布热津斯基将当时较有影响的战略思路概括为三类：与美国建立成熟伙伴关系、优先整合“近邻外国”，以及联合其他国家制衡美国。它们分别试图通过大国合作、区域重组或外部联合，为俄罗斯寻找新的位置。

第一条道路需要俄罗斯完成经济复兴、稳定国内政治，并获得美国对其特殊地位的认可。

但俄罗斯当时实力有限，中东欧国家希望摆脱莫斯科影响，华盛顿也没有将俄罗斯视为唯一的平等伙伴。俄美合作因此不能只依靠大国身份的相互承认，还需要俄罗斯接受周边国家的独立选择。

第二条道路是“近邻外国优先”，先推动前苏联国家经济一体化，重建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区域框架，再以恢复后的实力同西方交往。欧亚主义为这种思路提供了身份与历史叙事上的支持，也使地区合作与俄罗斯的大国定位紧密相连。

这一方案首先面临吸引力不足的问题。俄罗斯自身经济困难，难以向其他国家提供足够收益；如果一体化又伴随着边界争议和政治压力，周边国家就容易将其理解为主权风险。

乌克兰对此尤其警惕，其他新独立国家也不愿承认俄罗斯天然拥有支配原苏联空间的权利。因此，俄罗斯与独联体的关系，不能简单类比德国与欧洲一体化的关系。

后者依赖可见的经济利益和对权力的约束，前者却受到主权疑虑与实力落差的牵制。缺乏足够吸引力时，历史联系并不能自动转化为整合意愿，反而可能强化对重新受控的担忧。

第三条道路是联合中国、伊朗，形成针对美国优势地位的“反霸联盟”。1996年，普里马科夫接替科济列夫担任俄罗斯外长，成为这一思路受到重视的标志。

但联合能否持续，取决于各国之间的关系，也取决于它们各自同美国的关系，不能只靠共同不满维系。按照布热津斯基对当时形势的判断，中国和伊朗都不愿为支持俄罗斯而放弃同西方发展关系的机会。

即使联盟形成，俄罗斯也未必能够主导。按照布热津斯基对20世纪90年代形势的判断，当时俄罗斯的经济与政治条件，以及中国、伊朗各自的发展需求，限制了这一联合设想。这个判断解释的是当时的约束，不能直接拿来概括今天的合作关系。

这一判断需要放在当时背景下理解，不能直接替代对后来国际关系的分析。问题也不全部在俄罗斯一方。

对美国而言，20世纪90年代初俄美关系相对友好，原本提供了探索长期安排的窗口，但处理前苏联核武器遗留问题的合作，没有自动解决更深层的安全与政治分歧。

克林顿与叶利钦之间的私人关系，以及美国对叶利钦改革和俄罗斯参与大国协调机制的支持，也未能替代稳定的制度性合作。安全安排尤其暴露了这一缺口。

1994年1月，北约建立“和平伙伴关系”框架，同年6月俄罗斯加入，但合作机制没有最终明确俄罗斯在欧洲安全结构中的位置。随着北约扩大成为美国欧洲政策的重要方向，俄罗斯军方担忧战略压力，部分民主派担忧被排除在欧洲制度之外。

中东欧国家寻求加入更大的欧洲与跨大西洋体系，也有自身的历史经验和安全诉求。

俄罗斯低估了周边国家自主选择的意愿，美国也未能妥善协调联盟扩大与对俄关系，两者共同加深了安全认知上的冲突。理解俄乌矛盾，需要同时看到乌克兰巩固独立的目标、俄罗斯对身份与影响力的困惑，以及欧洲安全安排未能弥合的落差。

《大棋局》有助于解释这些矛盾如何积累，但它服务于美国的战略视角，不能被当作战争必然发生的证明，更不能代替对具体政策选择及其后果的判断。

10月21日，威特科夫在圣彼得堡与普京会谈。俄方随后表示，原则上愿于11月恢复俄美乌三方谈判。此前，威特科夫已在奥斯陆与乌克兰及欧洲方面磋商。恢复谈判的意愿，仍不等于各方已经接受相同的停火条件。

外交接触仍在继续，但尚不能将会谈本身视为已达成停火或和平协议。

历史能够解释一国为何坚持某种主张，却不能单独决定今天的边界。真正影响和平前景的，是各方能否把历史叙事转化为可以协商、相互约束并实际执行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