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迪中国迎来首位中国籍总裁，决策权搬回北京

10月22日，奥迪股份公司官网挂出一则人事公告：自2026年11月1日起，张俊（Jeff Zhang）出任奥迪中国总裁。这是奥迪在华开展业务以来第一位中国籍总裁——在此之前，这个位置一直由德国总部派人担任。

同期公布的还有另一项任命——原奥迪运动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罗尔夫·米希尔（Rolf Michl）调任奥迪中国首席运营官，与张俊共同组成精简后的双领导管理董事会。现任总裁罗英瀚（Johannes Roscheck）将卸任，2027年初返回德国因戈尔施塔特总部。奥迪技术开发董事会成员鲁文·莫尔（Rouven Mohr）临时兼任奥迪运动负责人，负责过渡。

把“首位中国籍总裁”和“双人董事会”放在一起看，这次调整的性质才清楚：奥迪换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把在华业务的决策权从总部搬到了北京。管理董事会从多人精简到两人，一个管全局、一个管运营，汇报线直接压短。过去那种“中国市场提需求、因戈尔施塔特做决定”的结构，这次被改写了一遍。

首位中国籍总裁

张俊的履历有两段值得拆开看。一段是最近的：奇瑞国际副总裁兼奇瑞品牌首席执行官，此前负责奇瑞欧洲业务。另一段更早：斯泰兰蒂斯集团阿尔法·罗密欧与DS汽车中国区董事总经理，再往前在日产负责日本和北美业务。

还有一段是往回走的：2018年至2020年，他就在奥迪中国担任高级管理职务，主导组建了上汽奥迪的销售团队，并参与一汽奥迪的战略项目。这次属于重返——奥迪的体系怎么转、两个合资伙伴怎么配合，他都不需要重新熟悉。这也是“首位”能落到实处的原因：他不是空降，是回来。

奥迪首席执行官高德诺（Gernot Döllner）的表述是，希望“将国际经验与对中国市场及奥迪品牌的深刻理解相结合”，“更快响应客户需求，持续提升竞争力”。

把三段经历连起来看，“首位中国籍总裁”这个头衔才不只是一个象征。他既帮奇瑞把车卖向欧洲，也在奥迪中国主导过上汽奥迪的销售体系搭建——一头是“中国品牌怎么往外走”，一头是“跨国品牌怎么在中国落地”。这两段经验正好对应奥迪当下的两个课题：把中国的速度带进产品节奏，把中国的成本带进定价体系。

转型的账要一起算

2026年上半年，奥迪在华（含香港）交付23.22万辆，去年同期是28.8万辆，同比下滑19.2%。

利润端的压力更明显。奥迪中国业务贡献的利润从去年同期的2.79亿欧元降到0.73亿欧元，降幅74%。集团层面，上半年营收291.77亿欧元，同比下降10.4%；税后利润11.23亿欧元，同比下降16.6%。这组数字是这次调整的背景——它不是一次顺风顺水时的人事安排，而是一次在压力下做出的选择。

第三季度，奥迪品牌全球交付31.49万辆，同比减少19.7%；前三季度累计104.22万辆，去年同期117.58万辆，同比减少11.4%。奥迪已经下调2026年全年的营收与利润率指引。对一个正在切换电动化平台、同时还要维持燃油车利润的品牌来说，这样的财报并不意外，关键在于调整能不能在下一个产品周期兑现。

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江瀚把当下的课题拆成四条：燃油车基本盘的利润持续收窄，电动化节奏要跟上本土玩家，南北奥迪的权责分配需要理顺，总部决策链条要缩短。四条里，后两条正是这次人事与架构调整直接对准的地方。

两个伙伴要形成合力

奥迪在中国有两个合资伙伴，一汽奥迪和上汽奥迪，渠道、产品、品牌资源怎么分，是过去七八年反复被讨论的问题。这道题的难点不在利益，而在节奏——两个伙伴的产品周期、渠道能力、区域覆盖都不一样，统一口径需要时间。

张俊不是新手。2018年至2020年，组建上汽奥迪销售团队这件事就是他主导的。他对这套复杂度有第一手经验，也知道哪些环节可以快、哪些必须慢。这一次他手上多的东西，是总裁的权限和一条更短的汇报线。

关于这次任命的性质，江瀚的判断是，“奥迪总部终于承认中国市场的特殊性，不再用外派高管远程遥控的旧模式”；与奔驰、宝马的本土化布局相比，奥迪这一步走得更大，把核心操盘权直接交给了本土资深从业者。

这个评价能不能站住，有一个可以验证的观察点：新架构精简到了两个人，中间层被压掉之后，中国市场的声音能不能真的少走两道审批，一款车的本土化改动能不能从“报批”变成“决定”。

2027年才是起跑线

罗英瀚的返德时间写在公告里：2027年初。这个时间点值得留意，它意味着张俊真正能自己说话的第一个完整财年在2027年。而汽车行业的规矩是，一款车从立项到上市要三到四年，一套销售体系的调整见效要一到两年。

所以对他更公平的考核方式，不是盯着明年的季度报表，而是看三件事：新车型导入中国的节奏有没有变快，南北两个伙伴的协同有没有实质进展，终端价格有没有从“靠折扣”转向“靠产品”。

奥迪这次把决策链从因戈尔施塔特搬到了北京，也第一次把这个位置交给了一个中国人。两件事放在一起，才是这次任命真正的分量：前者改的是流程，后者改的是信任——总部愿意把最靠近市场的那部分判断权交出来。接下来要看的，是这条路能不能换成更短的产品周期、更准的配置定义，和一份不靠降价换来的销量。首位中国籍总裁的成绩单，会被当成这套模式是否成立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