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9年，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沈醉站在人群后面，听管理员宣读首批特赦人员名单。名单不长，周养浩却没有出现。这个细节让沈醉感到意外，因为在此前一段时间里，周养浩几乎是管理所里最卖力的人。
“怎么会没有他？”有人低声问道。
沈醉没有回答，只是看向周养浩。那张平日里显得沉稳的脸，先是僵住，随后浮出疑惑和不满。若只看劳动表现，周养浩似乎比许多人都积极，可特赦从来不是只看谁干活卖力。
1956年，沈醉、徐远举和周养浩先后进入功德林。他们过去都在国民党军统系统任职，因资历相近、关系密切，被人称作“军统三剑客”。沈醉善于观察，徐远举性格多变，周养浩则显得斯文寡言。
外表最容易骗人。
周养浩早年毕业于上海法学院法律系，原名周文豪，浙江江山人。1933年，经戴笠引荐，他进入复兴社特务处。法律出身、文字流畅，又与戴笠同乡，这些条件使他很快得到重用。
真正让他留下恶名的，是抗战时期担任息烽监狱主任的经历。息烽监狱设在贵州息烽，名义上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系统，实际上长期关押大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监狱地处偏僻，外部监督薄弱，管理者拥有极大的处置权。
周养浩到任后，把监禁、劳动和审讯结合起来，形成一套严密的控制办法。犯人被迫从事缝纫、制绳等劳动，家属探视、生活供给乃至释放，都可能受到人为刁难。根据幸存者回忆，息烽监狱中曾发生殴打、刑讯和虐待等严重事件，周养浩难辞其咎。
有意思的是，他并不是那种只会挥舞棍棒的人。恰恰因为懂法律、会写材料，他更擅长把暴行包装成“管理”，把逼供说成“审讯”，把压榨说成“劳动改造”。这类人往往比单纯的粗暴者更难识别，也更容易获得上级信任。
1945年以后，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统治迅速瓦解。周养浩随军统系统南撤，最终在解放战争后被人民政府控制。进入功德林时，他起初并不服气，常以学历和旧职务为自己辩解，认为许多事情属于“奉命行事”。
沈醉对此印象很深。三人同处一所管理机构，彼此知道对方的底细，却很少真正交心。周养浩后来突然改变作风，劳动时抢着干，学习时坐在前排，管理人员安排的任务常常超额完成。一次学习检查中，他还能熟练背诵大量政治学习内容。
这种变化持续得很稳定。
有人以为他已经彻底转变，沈醉却始终保留疑问。因为一个人的口头表态可以改变，长期行为也可以伪装，但真正的思想变化，通常还要看他能否正视旧日罪行，是否愿意承担责任。周养浩在这方面表现得并不充分。
1959年首批特赦名单公布后，他的失落很快变成了愤怒。到了1960年，沈醉获准离开功德林，周养浩仍然没有获释。此后多年，他继续参加劳动和学习，却始终未能进入特赦名单。
原因并不难理解。特赦战犯需要综合考察，不仅要看日常表现，还要看历史罪行、认罪态度和改造程度。周养浩在息烽监狱时期的责任较重，涉及的问题也更复杂。仅凭一段时间的积极表现，显然不足以抵消过去造成的严重后果。
1975年3月，最后一批特赦战犯获释，周养浩终于在名单之中。那时他已经69岁。听到自己的名字后，他表现得十分激动，旁人以为这是多年等待后的悔悟，沈醉也曾如此理解。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获释之后。
据有关回忆，周养浩离开内地后，曾设法前往香港，并谋求转赴台湾。他显然没有按照许多人期待的那样，安静度过晚年，而是试图重新寻找旧日政治关系。遗憾的是，蒋介石已于1975年4月5日在台北病逝，周养浩原先设想的道路随之受阻。
蒋经国执掌台湾政局后，并没有重新接纳这位旧军统人员。周养浩未能回到原来的政治圈子，后来辗转去了美国。沈醉得知这些情况，才逐渐明白，周养浩在功德林中的“积极”，很可能不只是为了认罪改造，更包含着等待获释、另谋出路的打算。
这并不意味着他在管理所里的劳动全是虚假。多年生活确实可能改变一个人的处境和判断，但从他获释后的选择来看，旧日的政治依附并未完全消失。一个曾经长期掌握他人生死的人，到了晚年仍把希望寄托在旧势力身上，这种结局本身，已经说明了许多问题。
周养浩晚年很少公开谈论自己的经历，也没有再回到中国大陆。1990年，他在美国去世，终年84岁。沈醉直到这时，才把那个在功德林里埋头劳动、沉默学习的周养浩，与息烽监狱中手握权力的旧日特务重新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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