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因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从江西于都等地出发，实施战略转移，突破四道封锁线，踏上漫长而艰险的征途，二万五千里长征由此开始。
中央红军对落脚点的选择，先后经历了多次调整。
长征刚出发时的设想，是转移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建立新的根据地。1934年冬，中央红军进抵湘桂边界。蒋介石调集近30万兵力，依托湘江布下第四道封锁线，企图将红军包围全歼于湘江东岸。红军将士苦战五昼夜，掩护中央纵队渡江。最终以折损过半的惨重代价突破湘江，全军从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
1934年底的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决定，放弃去湘西，改向贵州进军，在黔北地区建立根据地。
由于蒋介石调集重兵对川黔边形成包围，遵义会议采纳了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决定北渡长江，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翻越夹金山，在四川懋功县达维镇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师。6月18日，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主力抵达懋功县城。两军会合后总兵力达10万余人。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提出北上建立川陕甘苏区根据地。
由于张国焘的分裂问题，中央红军率红一、三军团先行北上。当时中央红军只剩下不足8000人，原定在川陕甘大范围落脚已不现实。1935年9月12日，在甘肃省甘南迭部县达拉乡高吉村召开俄界会议，提出首先在靠近苏联的地方创建一个根据地，以便打通国际联系。
1935年9月，红军在哈达铺从报纸上得知，陕北有刘志丹的红军和一大片苏区。哈达铺位于甘肃省陇南市宕昌县西北部，距县城30多公里，是甘川交通沿线的一个商贸集镇。张闻天1935年9月写的读报笔记，引用天津《大公报》报道陕北23县“赤化”、刘志丹红二十六军以及徐海东红二十五军活动的情况。
这个消息让中央如获至宝。此前红军对陕北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一直像"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找不到确定的落脚点。报纸上的报道虽然零散，但足以确认，陕北不仅有红军，还有成片的红色区域。
9月22日，毛泽东在哈达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正式宣布："我们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有根据地。"随后部队进行了整编，改称"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向陕北挺进。
9月27日在甘肃通渭县榜罗镇的会议正式决定，将长征落脚点放在陕北，保卫和扩大陕甘根据地。
除了中央红军，其他长征部队在途中建立过根据地或临时政权。红二十五军在陕南建立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以陕西商洛为中心区域，湖北郧西为核心区和主要驻地。这是长征中建立得较为稳定的一块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在川陕地区及后来在川西北的金川等地，也建立过苏维埃政权或根据地。红二、六军团在贵州曾建立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及相应的根据地。最初成立于大定（今大方县），随后迁至毕节县城。
红军在长征中并非从一开始就目标明确地直奔陕北，而是在不断寻找能停下来的地方，只是残酷的敌情和现实条件，让多数计划只能短暂尝试或被迫放弃。直到在哈达铺获知陕北根据地的确切消息，才有了最终的归宿。
如果没有在哈达铺看到报纸，得知陕北有刘志丹和根据地，中央红军最可能的去向是按俄界会议原定计划，继续向北，到靠近苏联边境的地区尝试建立一块临时根据地。
这条路线的最大问题是，目标区域遥远、人烟稀少、补给困难，且红军对当地情况几乎一无所知。部队将在一个缺乏群众基础、没有后方依托的陌生地域流动作战，寻找一个能站住脚的地方，而能不能找到，什么时候找到，都是未知数。
哈达铺被称为红军长征的"加油站"。部队在这里休整补给，吃上了一顿久违的饱饭，更在这里找到了方向。一张旧报纸，改变了一支军队的归宿，也改变了中国革命的版图。
哈达铺那张报纸的意义，把一个充满未知、风险极高的漂泊方案，替换成了一个有明确目的地、有接应力量、有群众基础的求生方案。陕北根据地是当时全国硕果仅存的完整革命根据地，有刘志丹的红军，有群众基础，有回旋余地。
正是这块根据地，让中央红军终于结束了长达一年的流动作战，获得了休整、整合和重新出发的可能，“北上抗日”得以成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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