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外省青年》：我们这一代做题家，后来怎么样了？

我们又怀抱着一种矛盾的理想主义，似乎赚钱也并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拥有的知识、写作能力和判断力，可以通过记者的职业身份，去找到属于自己的黄金位置，去参与到公共生活里去，去改变世界。

撰文丨周凯莉

几乎每一座江南小城都有一条属于她的溪流，我的老家县城也不例外。小时候，我没有见过更大的世界，看见“远方”的方式，就是沿着县城的溪流往上风口走。我知道这一条溪流是在李白的诗歌里明晃晃地存在过的，因了诗仙旖旎的诗词，在我年少的心里，是写上了浪漫与风流、写上了希冀与野望、写上了长安三万里的。

每个周五的晚上，无论刮风下雨，还是下雪，吃完晚饭，父亲都会雷打不动地带我去老街上的新华书店。老街的路灯灯光透过梧桐树的缝隙，洒在人行道的石板路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我兴冲冲地追着叶漏往书店走。新华书店里除了教辅材料，并没有太多的人文类书籍，最流行的是二月河的“帝王三部曲”。我站在泛黄的白色书架前，翻着席慕蓉、三毛，还有余秋雨，当然还有一些读起来不太顺畅的世界名著译本。我最喜欢的是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当时还读不懂司汤达的《红与黑》，至于读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是要避开父亲的，要偷偷摸摸的。

我第一次看到“外省青年”，就是在法国文学作品里，它代表着从外省走向巴黎的年轻人。在首都与地方、中心与边缘的对照中，一个人的出身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起点，也可能成为影响其教育、职业选择与自我认知的深层经验。

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自己也会成为“外省青年”，也不知道成为“外省青年”几乎是 我们这一代做题家的宿命。每一个乡村、小镇、县城的孩子，生来都不是上天的宠儿，大约都是想着走出逼仄的家乡，去辽阔而遥远的地方走一走，看一看。但我们的眼界是有限的，前面的路径是狭窄的，是泥泞的，是需要用掉全部力气的。

我的爷爷是一个小学语文老师，有极强的意志力，不嗜烟酒，喜欢听越剧、写毛笔字和看书。爷爷说，一定要好好读书，考上好的大学，去外面的世界。他几乎没有走出过县城，却将这一种信念种在了我的心里。我对一些孩童的技巧无师自通，原来学会背一首唐诗，写好“湖月照我影”的毛笔字，就可以换来一些肯定，这大约是我成为一个优绩主义者的起源了。这些“肯定”，也许是来自爷爷难得的夸奖，父亲出差带回来的一本书、一件玩具、一块巧克力，当考了年级第一名的时候，还可以去县城最豪华的旋转餐厅，或者进行一次短途游。

在我的家乡，读书是最有出息的一件事情。读书读出息了，是光宗耀祖的。哪怕一辈子就在村子里采茶、养猪、种水稻，哪怕一辈子只在老城关的菜市场摆了一个小摊，或是在老街上拉黄包车从南到北又从北到南，但在孩子的教育花费上，这座小城里的家长们是毫不吝啬的。他们也早早在心里做了打算，不管自己怎么苦，都要存钱给孩子读书。读书读好了，当然是要留在“外面”的，但这个“外面”又局限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老家人的想象里，县城里的人以为“北京的大学”都叫“北京大学”。

在《我，外省青年》的出版周期里，每一次看书稿的过程，都会感受到一点疼痛，这一种疼，在于中年的我，突然发现，年少的我一直在努力获得一些东西——被肯定、被珍视、被认为“值得”，外界的评价内化成了我的人生目标。我成了一个骄傲而自卑的优绩主义者，我忙着向前走，急着证明自己值得拥有一个更好的世界，而我并不知道，我身边的人从未这样要求过我。

很小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拥有一种天赋——考试。我无法描述拥有这一种“天赋”的感觉。我不擅长手工，也不擅长跑步，但做题对我来说，是一件最容易的事情。它是一元化的，不存在灰色地带，填空题考的是记忆，选择题考的是判断力，方程式按图索骥，问答题海阔天空。

我很擅长考试，我很努力，将考试的天赋用到了极致，考试，是我看见更大世界的唯一方法。2003年高考，我是浙江省文科的第七名、绍兴地区文科第一名，市县的电视有我的专访、报纸里有我的半版报道，老街上到处是我的横幅，我听见音像店里在放黄梅戏《女驸马》，“我也曾赴过琼林宴，我也曾打马御街前”，心里竟也有了一日看尽长安花的幻觉，那时的我只顾着志得意满，少年是只顾着当下的。我带着二十多年的岁月入梦，想要在梦里拍一拍这个少年的肩膀，我看见她闪亮的眼睛，虚妄的野心和天真的梦想，全然不知人世间的陡峻，与命运背后纷繁复杂的变量，我来不及说什么残忍的真话，心里就有什么温柔的东西碎掉了。

北大、清华的老师打电话说，除了理工科的专业，随便挑。我好像终于有资本可以任性一把，强硬拒绝了父亲让我填报光华管理学院，也拒绝母亲的建议——去读政府管理学院。我选了新闻与传播学院。

在那一个时候，我们这样的年轻人，是有一种信仰的，我们坚信努力可以改变命运，离开故乡，走得越远，就可以建立新的自己，过上一种值得一过的生活。但我们又怀抱着一种矛盾的理想主义，似乎赚钱也并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拥有的知识、写作能力和判断力，可以通过记者的职业身份，去找到属于自己的黄金位置，去参与到公共生活里去，去改变世界。

那时还是传媒行业的辉煌时期，我们并不知道行业的没落即将到来，我们在它的回光返照里纵情谈论着新闻的专业和理想主义。那时的日子，是无端地充满了力气的，属于年轻人的蛮力，是不知道疲惫与彷徨的，是无知者无畏的。有一半时间，我都在全国各地出差的路上，风尘仆仆，有时候需要飞机转大巴，大巴转乘农用小四轮，甚至坐上五六个小时的客船，才能抵达采访的目的地。我感受着时代的狂飙突进。出差回来的时候往往是傍晚，我披着一身尘土，一打开出租屋的房门，北京的夕阳从落地飘窗洒进来，是染了金子的暖橙色，和骄阳的气势汹汹相比，多了一些温馨与宽容，斜阳无限，铺满我年轻的眼睛、鼻子、嘴唇与发丝，我急匆匆的心柔软起来，甚至要流出泪来。

图/图虫创意

变化来得太快了，我们管不了河水往哪个方向流，浪头实在是太多了、太大了，简直让年轻的我们眼花缭乱，恨不得跳到浪头上去。不时有朋友放弃了铁饭碗，从体制内跳出来去了投资公司，也有记者离职，以双倍工资去了体量还不算太大的互联网公司，更多的人则被卷入了创新创业的大潮，想要赤手空拳打出一个上市公司。就连空气里也都是野心的气味。

在这样的日子里，作为优绩主义者，是没有余力去关注其他的，是要全身心扑在前程上的，拼命往前走，小跑着、快步走，甚至被时代拽着走，是来不及讲究姿势的。很多年后，我意识到一些滞后的疼痛。在漫长的旅途上，我们需要保证足够的力量，因而必须拥有简单粗暴的信仰，而优绩主义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坚信机会平等、竞争公平，只要依靠个人的努力奋斗就能改变世界，所谓成功就是对高分、绩效、职位、财富、权力的极致追求。在这样一元化的执念里，我们陷入了“小镇精英的傲慢”，大城市里的诱惑与繁华异化了曾经的光荣与梦想，仿佛只有最有野心、最凶悍、最擅长厮杀、最精致利己的人，才能抵达个人成就的高峰。

有一年，我去乌鲁木齐出差，刚下飞机，便收到一位北大师兄突然过世的消息。

我颤抖着手打开和他的微信聊天记录，对话终止在他去世前的十几天，当时已经快凌晨两点了。

“我很焦虑。”他说。

“快睡吧，明天就好了。”我忙着工作，草草地回复他。

就这样，我错过了他的求救信号。我们去送了师兄最后一程，他躺在鲜花丛中，几乎是破碎的，只有灵堂的照片，是他最本真的样子，眼神明亮，直直的，毫无遮挡，有不容于世的天真，像一个孩子。

那些年我很少哭，我太忙了，尽管现在看来，也不知道在忙什么。我没有多余的力气去哭，但我在灵堂上痛哭流涕，不能自已，我一直记得，师兄笑着和我打招呼的样子。这几乎是我半生里最为痛悔的事情，在那样一个凌晨，我应该多和他说几句话，哪怕只是无效的安慰。

是的，在北京的那些年，我见过太多被城市吞噬、碾压的人，我也见过太多的起高楼、楼塌了。但北京总是淡淡的、睥睨着的、无动于衷的，像一只活了几千年的老猫，阅尽了繁华，也见惯了命运的破败、朝代的更迭。个人的欢喜、悲伤，在它那里是不值一提的。

这个阶段的我，像一只蜗牛，背着沉重的壳，走了很久，似乎走出了县城，可似乎又没走出来，身上的小镇做题家气质仿佛潜伏了很久，一直在那里窥伺着、观察着，终于迫不及待地跳出来了。我固执、刻板，做很多事情就像做题一样，失去了多元视角和创造力，并且认准了就不回头，很容易就陷入工具化的自我消耗中，在优绩主义这一套可量化的赛道上，我越走越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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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年，媒体行业还带着一点灿烂的光环，吃到红利的媒体同行们是勇敢的。一位女记者在采访中遇见投资人，便毫不犹豫地辞职，做起了和专业不搭界的共享单车，没过几年，她套现离场，成为京城的财富传说。还有同行去了投资公司，利用记者的田野调查能力，专门挖掘、调研、孵化互联网独角兽公司，后来升任了联合创始人，也拿到了不少新兴企业的股份。更多的同行去了大厂职能部门，在互联网黄金时代，吃到了纽交所、纳斯达克上市的股票红利，通过为大企业打工实现财富自由，是很流行的方式。而我还留在原地，充满了对本行业革新的理想主义，或许更多的是被做题家的眼界匮乏、创新匮乏的思维套牢了，在像龙卷风一样呼啸而来的时代面前，我被冻住了。

这种态度也影响了我的思考模式。在一次智库对谈中，我问一位年轻的互联网企业家：你对你的模式在未来能超越其他大公司，这么有信心吗？他温和地笑了笑：我们只有努力做好，当然我们也有信心。不到十年，这名80后成为了中国互联网界的传奇。这似乎又证明了我无法成为一位足够优秀、足够敏锐、足够有前瞻性的财经科技记者。

就这样，我最好的年华里犹疑着、蹉跎着，越走越远，我从传统媒体到创新创业，再到互联网大厂，接着漂流到南洋，成为了新加坡的“外省青年”。而到了人生的中途，回望，与曾经的自己、亲人和时代和解，似乎成了此刻的主题。这一种变化并不是在什么重大的挫折里出现的，恰好在一些微小的瞬间，我忽然不想和以前一样跟新认识的朋友诉说自己的从前，对一些达不到的标准也不再感到羞耻。在我的前半生，我唯一的爱好就是工作，而如今我在做一些无用的事情——阅读和写作。

在一个实用主义的时代，我人到中年，没有高尚的工作，甚至是没有正经工作，我当然是世俗标准里的失败者，而正是这一种优绩主义的衡量标准，恰好把我从坚固、僵硬、绑缚了我半生的评价体系里解放了出来，何尝不是一种带着讽刺感的幸运。我想试着从“我要成为一个优秀的人”，走到“我究竟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前一种生活是他者给的评价标准，后一种的生活是自己的，但带着风险，而风险的背后，却是一种自由。

当然，我依然相信着努力，也感恩努力带给我的一切，但我决心重新审视所谓的规则，想看看那些规则是既得利益者的把戏，还是从公平、合理的本心出发。我也想在一次又一次的努力之前，先问自己，这是为了自己而出发的努力，还是为了得到外界更好的评价？

我常在想，历史并不是只有宏大叙事，大人物、大事件和历史的转折点组成的，它们固然是历史的骨架，而真正的血肉与精魂，在于普通人的悲欢喜乐、柴米油盐，或是在没有情节的日常里，突如其来的领悟。所以，我尝试着写下这些关于普通人的青春、欲望、成功、尊严、挫败、沉默、衰老和理解的故事。

我不会忘记，那是一个机会与幻梦并存的年代。城市不断向前，人的欲望也不断膨胀。有人终于抵达，有人中途离场，有人站在灯火通明的地方，却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当我们在五道口雕刻时光咖啡馆里谈论着小津安二郎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未来的中国首富，和后来叱咤互联网的巨头们，正在隔壁华清嘉园的灯火和树影间，蓄积他们的野心与锋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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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代不回头的奔流中，我终于可以和那一个拼命往前走的年轻的自己，以及那一个已经过去的时代，坐下来告别。挥挥手，已是万语千言。

我不认为《我，外省青年》是一本自传，否则我会禁不住惶恐起来。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只是以“我”为入口，不断地把自己推开，去记录我在那些年遇见的人和事，我想写一个时代是怎么落在众多普通人身上的，如何进入我们的爱情、婚姻、职业和人生选择。

编辑给我这本书的定义是，以记者的敏锐和作家的温情，从“我”出发，写下一个80后女性从县城到北京，亲历教育竞争、媒体转型、互联网与资本浪潮的生命历程，将三十年来的社会转型、城市变迁与个体经验交织在一起，也写下一代人在时代浪潮中的欲望、野心、失落与自我追寻。

我想，如果你也是那一个从故乡出发，走了很远的人，如果你也是那一个在岁月里回望，重新理解过去的自己、亲人和故乡的人，如果你也是那一个想要在大时代的激湍里，抓住一块浮木，珍惜那一点宽容、恩慈、温暖与爱的人，也许会在《我，外省青年》里，看见一点自己的影子。

本文为《我，外省青年》作者手记

*题图来源于图虫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