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教师：芝加哥“无教师学校”开学

据10月22日CBS报道，2026年秋季，位于芝加哥卢普区（Loop）350 E. South Water St.的一所学校正式开学，迎来首批学生。

这所学校没有讲台。没有传统教师。没有黑板。没有那种站在教室前方、用一支粉笔控制四十双眼睛的人。孩子们背着书包进来，找到自己的笔记本电脑，戴上耳机，开始做数学、阅读、科学。每天仅2小时学术学习。两个小时后，核心学术课程结束。剩下的时间，他们去搭机器人、练演讲、做创业项目、玩障碍赛，做生活与领导力训练。

这所学校学费五万五千美元一年，约合人民币39万元。比美国私立大学的平均年花费还贵出八千块。学校叫Alpha Chicago，是Alpha School网络在伊利诺伊州的第一个校区，招的是学前班到八年级。楼里的大人不叫老师。他们叫“gu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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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记者问一位把孩子送来的家长，你图什么。那位家长在金融行业工作，自称“深陷AI”，说了一句话：“说到底，迹象已经写在墙上了，要么进化，要么被落下。”

这话听着耳熟。

潍坊学院一位叫王春艳的教授去年写了一篇文章，标题四个字：课堂已死。她说，那个以教师为中心、以当堂讲授为主、以学生即时回应为活力来源的传统课堂，在大学里已经大面积失效了。学生真正依赖的是另一套系统——B站、考研视频、各种高信息量的讲解，语速快，废话少，听不懂就暂停，听懂了再继续。

课堂为什么曾经有力量？因为教师是知识的主要入口。你不来听，就接触不到；不跟着走，就抓不住重点。教师手里攥着三样东西：知识的分发权、节奏的控制权、解释的垄断权。

然后手机来了。互联网来了。大语言模型来了。

入口不再唯一。知识不再稀缺。一个学生打开ChatGPT，问一道题，得到的不只是答案，还有追问的空间、重述的自由、永不疲倦的耐心。而且，不丢人。

有研究说得很直白：大学生觉得向ChatGPT求助，比向助教或老师求助更舒服。一个学生对着镜头说，AI让她可以问那些“太丢人、不好意思问老师”的蠢问题。迪拜未来论坛上展示的一项研究给出了更具体的数字：只有百分之八的学生会找老师要澄清，三分之二的人转向了AI。理由不复杂——向老师提问是有代价的。师道尊严是一种权力结构，同伴目光是一种羞耻结构，课时安排是一种制度结构。这些代价过去逼着学生在开口之前反复掂量，把“提问”变成一种认知训练。AI把代价降到零。零代价的提问，舒服，不过也可能让人不再掂量。

这不是“学生不爱学习”的故事。这是学生在用脚投票，而脚已经投完了。

Alpha School做的事情，说穿了，就是把这套投票结果制度化。

它的创始人MacKenzie Price，2014年在奥斯汀开了第一所学校，如今网络铺到近二十几个校区、一千多名学生。她的产品叫“2 Hour Learning”，核心是一个叫TimeBack的自适应软件系统，由认知科学家参与开发，跟Khan Academy、Membean这些平台有合作。学生登录自己的仪表盘，AI像一个一对一导师，哪里卡住了就退回去补，哪里通了就往前走。学校说，学生在标准化考试中排在全国前百分之一，学习速度是平均水平的二点六倍。

然而独立研究者马上指出了问题：这些数据没有经过外部审视。软件对齐的评估上进步快，不等于学得牢，不等于能迁移，不等于三个月后还记得。一位教育研究者写了一篇长文，标题就是《Alpha School也许高效。但那是教育吗？》。他的判断很克制：这是一个可能很有前途的教育实验，可还不是AI可以替代教师的证据。

更有意思的是“guides”这个设计。Alpha明确说，楼里的大多数guides没有教育背景。他们不教课。他们做的是：激励、陪伴、支持情绪发展、教练领导力、帮学生设定目标。学校说得很漂亮——“AI和自适应软件处理常规学术教学，guides可以把更多时间花在每个学生身上”。

值得深思的是，如果你仔细看这个分工，会发现一件事：被拿走的，是“教”；被留下的，是“管”和“哄”。教，交给软件。管和哄，交给一群不需要教师资格证的人。学校把“教师”这个词拆开了，学术的部分外包给算法，人际的部分降格为“引导”。然后它告诉你，这叫“重新定义并提升了传统教师的角色”。

芝加哥教师工会和不少教育学者不买账。洛约拉大学一位研究AI伦理的哲学教授说，他担心的是“学习和教育在最好状态下一直以来的那种性质，正在被改变”。美国教师联盟主席把“两小时学习”叫做“把孩子按在屏幕前的电脑化噱头”，说它剥夺社交技能、压抑批判性思维。WIRED采访了十几个Alpha的前员工、学生和家长，有人描述孩子回到传统学校时出现焦虑、成绩下滑，阅读和写作低于年级水平。Alpha否认这些说法。

真相大概在中间。然而中间地带从来不是这门生意要解决的问题。

五万五千美元一年，这个价格本身就把问题说清楚了。Alpha的校区开在Loop，正在看Evanston的前Roycemore校址，学费在全国范围内从四万到七万五不等。一位波士顿的评论者算了笔账后写道，这首先是一个关于不平等的问题：谁付得起，谁就先进去；付不起的，继续留在那个“已死”的课堂里。芝加哥本地一位观察者说得更直接：这玩意儿不可规模化，它只对有钱人家开放。

所以芝加哥这所学校真正教给我们的，不是“AI能不能教书”。它教的是另一件事：当一种旧制度失效的时候，最先被卖掉的，不是制度本身，是制度里那个最贵、最慢、最难标准化的零件。

教师就是那个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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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已死那篇文章里有一句话，比标题更值得琢磨。作者说，教师剩下的价值，一半是“锚定”——在信息的汪洋里告诉学生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本质的；另一半是“情绪价值”——在学生混乱和自我怀疑的时候，帮他重新理解当下的自己。这两件事，AI目前都做不好。问题是，锚定和情绪价值，恰恰是最难被写进商业模型、最难被量化、最难向家长出具数据报告的东西。Alpha的解决方案很诚实：锚定交给软件，情绪交给guides。至于guides能拿多少钱、需要什么资质、干多久会累，那是另一个故事。

十三岁的Zane Shah在CBS镜头前说了一句话。他以前上传统学校，现在在Alpha读八年级。他说，两小时的学术学习，足够装下过去八小时学到的东西。“我觉得我能更专注，而不是坐在一个教室里，二三十个孩子同时说话。”

一个十三岁孩子的话，你不能说他错。他说的就是他的真实体验。可一个教育系统的好坏，从来不取决于一个适应良好的孩子说了什么。它取决于那些不适应的人去了哪里，取决于那个付不起五万五的家庭的孩子，坐在哪间教室里，面前站着谁，或者，面前什么都没有。

芝加哥那栋玻璃楼里，guides在走廊里走动，笔记本电脑的屏幕亮着，进度条一格一格往前推。

教师没有消失。他们只是被分成了两半。一半写进了代码，一半改了个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