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比伦柏林》最终季：注定无果的努力是有意义的

《巴比伦柏林》中的Art Deco风格舞会

2026年9月，德国历史犯罪剧《巴比伦柏林》迎来最终季。这部描写魏玛共和国末期至纳粹上台前夕柏林的小语种年代剧，时跨9年，在中国吸引了一批忠实粉丝，在德留学生称它是“柏林城市攻略”。即使没看过，你可能也见过“你背叛了工人阶级”的表情包。《巴比伦柏林》以重口味悬疑剧情，别具一格的德式审美，击中了观众对审美范式和“玄学命理”的热衷，特别是区别于英美主流文化的欧洲意识形态，在由英美剧主导的海外剧集市场，开辟出一方独特天地。

《巴比伦柏林》名场面

《巴比伦柏林》用五季篇幅，绘制出一幅1929-1933年魏玛共和国图谱，各社会阶级、政治力量和外国势力在柏林潜滋暗长，隐潮渐生，在集体无意识的混沌中，从黄金二十年代，投入纳粹的魔掌。最终季依然以经典悬念开始：一张不能外传的秘密照片和一列远行的列车。诸方力量围绕不能说的秘密，群雄逐鹿，是《莱茵的黄金》般的德意志史诗型叙事，内含万物同归于尽、转换新生的思想隐喻。

这部剧不是简单的过去时，是现在进行时，影射的是德国当前时局焦点。最终季以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为起点，讲述1933年1月30日-3月5日短短一个多月内，纳粹如何全面掌握权力。9月10日播出前四天，德国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的“新极右翼”选择党刚在萨安州首次压倒性取胜，9月20日又在梅前州首次成为该州第一大党，同日，左翼党也当选柏林第一大党。中间派被极右和极左两面夹击，总理默茨的基民盟二战后首次无缘州级议会，德国80多年的战后政党秩序正加速瓦解，约一个世纪年前的“1933年幽灵”若隐若现。

当纳粹德国已成定局，从结果看，《巴比伦柏林》是个失败者故事集，无论抗争或迎合，都将走向毁灭，这样的故事，在追求上升期、成功和“大结果”的当下，何以令观众着迷？该剧主创曾表示：“这不是关于堕落的故事，这是关于为民主而战的故事。”当人们在纳粹的世界逃无可逃，重点不是最终历史的输赢，而是身处洪流中的人们如何做出抉择。《巴比伦柏林》用一个世纪前的往事，试图对一个当前极度困扰人类的难题给出回答：即使在“大环境”最不好的时候，那些注定无用的努力与徒劳的信念，也是有力量的。诚如主人公拉特在片尾的独白：“100年后，人们回望我们和我们的时代，会惊讶我们曾经走得那么远。”

有审美的政治悬疑片：装饰主义与玄学中的“大巴比伦”

作为一部以冷门历史为背景的政治惊悚片，有一定观看门槛的《巴比伦柏林》用别具一格的视觉风格，满足了观众的“厌丑”需求：不怕看不懂，就怕审美不在线。它改变了类型剧的固定模式：犯罪片不一定丑，政治片也可以是好看又有品位的。它把严肃乏味的政治剧拍出审美调性，在装饰主义（Art Deco）基础上，融合了德国本土的卡巴莱舞厅（Cabaret）、人偶讽刺脱口秀及狂欢节等民俗元素，特别是最有德式美学代表性的表现主义艺术，带来新奇的视觉体验。

巴比伦（Babylon）是希腊语，词根是希伯来语巴别（Babel），指众神之门，有“混乱”之意，指代上帝变乱人类语言的地方。在基督教中，巴比伦象征人类因背离真理而产生语言与社会秩序分裂，是世俗腐化的代名词。《新约•启示录》的巴比伦淫妇也称“大巴比伦”，她手持盛满秽物的金杯，骑在七头十角的朱红色兽上，被称大引诱者，象征世俗享乐、物质财富等背离上帝之物，隐喻腐败邪恶。

上图：马丁•路德1534年《圣经》译本插图中的大巴比伦；下图：1927年德国电影《大都会》中的大巴比伦造型

作为诱惑者的“大巴比伦”以歌舞形式贯穿全剧。最终季从夜总会和乌发电影公司片场，升华为开场的黑金配色舞会，在装饰主义彩色玻璃与几何地板前，跳舞的男女伴随尖锐的长号声进入1933年的危险氛围中。地下酒吧变装皇后、卡巴莱舞厅康康舞、巴黎舞厅表演及人偶剧，在科隆玫瑰星期一狂欢节的彩色面具下，将错综复杂的派系纷争、暗流涌动的杀人犯罪，转化为绝妙的审美范式。

该剧另一“爆点”，是满足观众猎奇口味的大尺度内容，特别是时下年轻人格外好奇的玄学命理工具，及PUA、PTSD等心理学潮流。除了一系列重口味元素之外，还充斥着一战后流行于德语国家的超自然学科、神秘主义、催眠梦境和精神分析。

神秘学家克劳利

全剧多处情节围绕神经学治疗展开，每季开头以主人公拉特的梦境与创伤后应激障碍开始，最终季始于希特勒的癔症性失明，引出精神病悬案。这种剧情不是故弄玄虚，确有现实基础，希特勒1918年曾接受精神病学家埃德蒙·福斯特的治疗，土星兄弟会（Fraternitas Saturni）也是1926年真实存在的柏林神秘主义组织，以占星术、玫瑰十字会和神秘学家阿莱斯特·克劳利的泰勒玛体系为宗旨。

《巴比伦柏林》中出现的土星兄弟会

饱受一战创伤的民众，在神秘主义玄学中找到慰藉，不仅下层官兵如此，社会上层也不免俗，一战名将鲁登道夫，晚年的早婚对象就是精神病学家玛蒂尔德·冯·凯姆尼茨，玛蒂尔德以新异教主义著作闻名，曾创办异教协会。剧中多次出现的眼疾治疗，影射的也是玄学与失明的神秘关联：玄学鼻祖李斯特（Guido Karl Anton List）就是在经历白内障手术和暂时性失明后，开始钻研神秘学的。他痴迷玄学考据，将日耳曼象形文字和符文字母的隐藏含义和信息建立联系，奠定了“秘传新纳粹主义”理论基础，被纳粹利用，希姆莱就曾在城堡设意识形态中心，进行各类秘契主义和神秘学实践。对于身处在竞争压力下的年轻观众，《巴比伦柏林》中的神秘主义颇具吸引力：了解到在高不确定性的魏玛德国，玄学也曾受推崇，观众就能对玄学崇拜进行合理化阐释，产生共鸣感和心理补偿效果。

从柏林到科隆：当代德国政治秩序的投射

《巴比伦柏林》能在中国收获粉丝，还因为它弥补了海外影视中，一个长期存在的意识形态缺口。在精致的视觉效果下，《巴比伦柏林》的历史观与哲学思想引起中国观众共鸣，对欧洲共产党、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和左派思想的正面描写，让有相似历史的中国观众感到亲切，这也是英语剧集通常回避的内容。关于一战后社会百态的作品，温情古典的《唐顿庄园》，或美剧《大西洋帝国》和《1923》，都不如这部剧让中国观众有代入感。

《巴比伦柏林》中的1929年柏林五一劳动节

《巴比伦柏林》从刑警拉特的视角，带观众走入他的喜怒哀乐中，这也是创作者的绝妙伏笔。专业能干、屡获上司赏识的拉特，既是观众希望成为的职场榜样，也是只会完美执行上司委派任务的中庸者。观众越为他的职场成就叫好，越可能成为汉娜•阿伦特笔下的平庸之恶，在按部就班完成任务的程序中，成为恶的实施者。拉特似乎没有任何立场，他的工作动机，不是为上司卖力，就是为父亲或哥哥完成心愿，他的矛盾就在于一次次“扮演”与“卧底”：为父亲卧底柏林，为上级卧底冲锋队，为哥哥卧底刺杀计划。像侄子莫里茨一样，观众也愈为困惑：当他对冲锋队领袖拍手叫好时，究竟是演得像，还是他本来就是个纳粹？

这就引出创作者的第二层伏笔：表面虽无立场，行为却在执行一套既定的立场，即当代德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以基民盟和社会民主党为核心的政治联盟，它根源于魏玛共和国这个最糟糕的“大环境”中，那些曾惨遭失败的实践。

这种意识形态，就体现在拉特身上，他的故乡科隆不仅是原著小说作者的故乡，也是基民盟前身天主教中央党基地和前科隆市长阿登纳的大本营。二战后，基民盟在科隆成立，阿登纳任基民盟主席和战后联邦德国首任总理，创建了今日德国与欧洲秩序。

时任科隆市长的阿登纳

拉特的天主教信仰不仅是个人道德标准，还有政治象征意义。中央党是以西部莱茵兰地区天主教会为背景的党派，而柏林所在的普鲁士邦是社会民主党地盘，两党分别是魏玛共和国的两大党派，在魏玛中后期，来自科隆的中央党人威廉·马克思和社民党人赫尔曼·穆勒轮流任总理，形成两党轮流执政局面，这也是战后联邦德国80多年政治秩序的早期雏形。

前三季以1929年为背景，当年中央党人威廉·马克思卸任，离任近十年的社民党人赫尔曼·穆勒上台，拉特此时离开科隆去柏林，是作为中央党阿登纳的亲信，去社民党政府当卧底。当他唾弃父亲的恶行，表示不再回科隆时，象征他不再认同中央党，投靠了社民党，拉特与父亲、兄弟的矛盾，是社民党与中央党矛盾的隐喻。第四季1931年，拉特又为中央党右翼的布吕宁政府当卧底监视纳粹，到最终季1933年，以科隆为中心的中央党内反纳粹派，又成了拉特联合的对象。

全剧用整整三季篇幅描写1929年仅一年内的事，全方位叙述社民党执政时期的工会、反战和欧洲和平等意识形态，这不仅是魏玛德国的立国之本，也是今天德国的主流价值，对习惯英美剧的观众而言，是罕见而震撼的。

警署总长（中）原型是工会出身的社民党人崔吉贝尔（Karl Zörgiebel）。

但这套理念曾饱受批评，特别是兴登堡任总统后，社民党渐受排挤。1928年赫尔曼·穆勒任总理时已难获信任，拖到1929年才组阁，靠的是他与同为欧洲和平主义者的外交部长施特雷泽曼的私人关系。阿登纳曾差点当上总理，鉴于他与施特雷泽曼不合，没有出任，所以第一季开头，科隆警局派拉特去柏林寻找阿登纳机密，是为他东山再起做准备。

犹太人在剧中以左翼或社会民主守护者出现。社民党温和的社会改良与劳工权益保护，倡导平等、反抗专制与阶级压迫，天然吸引渴望打破身份壁垒的犹太人，社民党早期领袖拉萨尔和胡戈•哈泽都是犹太人。剧中犹太记者卡特尔巴赫和本达议员也是社民党支持者，本达议员原型，是原柏林警局副局长、犹太裔社民党人魏斯，和德国前外长、左翼犹太人拉特瑙。本达的悲剧，与因与战胜国就赔款达成协议而被极右人士暗杀的拉特瑙吻合，魏斯成功出逃英国，躲过劫难，比本达幸运得多。走上共产主义革命道路的犹太人也被提及，包括第一季提及的托洛茨基和最终季的罗莎·卢森堡。

原柏林警局副局长魏斯（左）与德国前外长拉特瑙（右）

主创通过拉特执行上司命令的方式，表达对以德法和平为基础的欧洲一体化思想的支持，这是今天德国的立国之本，也是新极右翼选择党所反对的。比如剧情再现了施特雷泽曼与法国外长百里安的柏林会晤，及作为施特雷泽曼亲信的本达，对国防军破坏《凡尔赛条约》行为的惩罚，本达与施特雷泽曼之死，象征欧洲和平的支持者在德国失势；第四季末，拉特侄子与夏洛特妹妹这对象征未来的青少年，无法在德国立足，双双“往西边去”，是对西欧联盟的隐喻；最终季，阿登纳访法期间，帮助拉特及福斯特医生顺利出逃，纳粹官员听不懂法语，象征法西斯听不懂和平民主的语言。

创作者在前四季通过还原历史，表达对基民盟-社民党联盟和欧洲一体化的支持，最终季则显得急不可耐，乃至以空想方式，制造乌托邦式大团结：中央党、社民党、德国共产党，反目的兄长、父亲、帮派和财阀高管都放下成见，走向团结，以大联盟方式抗击纳粹这个共同敌人。结合当前德国主流政党对选择党的政治“防火墙”，拒绝与选择党在任何层级联合执政或合作，这种“大联盟”剧情的用意不言自明。

最终季与第一季亦形成地理闭环，离开科隆去柏林的拉特，又从柏林仓皇出逃，回到科隆。看到城市地标科隆大教堂和霍亨索伦大桥时，脸上的欣喜是他为数不多的快乐，犹如他与夏洛特的爱情般陶醉。

《巴比伦柏林》中的科隆狂欢节

阿登纳是坚定的反纳粹分子，狂欢节上的人偶表演，隐射了1933年2月17日希特勒在科隆从事竞选活动时，受到市长阿登纳冷遇的史实。阿登纳为此付出高昂代价，于当年3月被解除职务，银行账户被冻结，只能躲入修道院，后因长刀之夜和刺杀希特勒事件两次入狱，逃亡生活长达11年之久。纳粹乌云下的科隆，不仅是温柔故乡，也是大洪水中一方诺亚方舟，这座阿登纳坐镇的城市代表安全与希望，也代表德国的未来。拉特在狂欢节中露出久违的欢笑，在天主教、科隆方言与幽默搞笑的民俗文化中得以短暂卸下防备，躲入避难所中。尽管所有努力在纳粹前都显得无力，但今天德国的根基，也源于这些苍白无果的抗争与坚守，绝望仍具意义。

现代民主是如何慢动作崩盘的？一部魏玛共和国档案文献展

犹如每五年举办一次的德国卡塞尔文献展，《巴比伦柏林》是严谨的德国人用10年时间制作的一部历史文献展。魏玛共和国并非一个自始至终没有民主的共和国，是它不完善的民主架构，推动这个政体向反民主移动。主创通过繁复的支线，将“当代德国政治秩序雏形”纳入走向崩塌的末世百态中。

作为欧洲中部国家，处于东西欧之间的德国，与同样曾在东西方间徘徊的中国形成巧妙互文。两次大战间的德国，与中国的民国时期有惊人相似的历史：法西斯、保皇派、军阀、大资产阶级、右翼、黑帮、共产主义、托派、犹太人、苏联人……魏玛德国几乎每股派系，都能在民国时期的中国找到对应角色。

比如最后两季中的魏玛德国后期，形似中国北洋政府。1930年起，议会民主制被抛弃，包括希特勒在内的4个德国总理都避开议会制，由总统直接任命。布吕宁、帕彭、施莱歇尔轮番上台内斗，堪比“府院之争”。总统兴登堡犹如大总统袁世凯，一个战功累累的枭雄巨头，却思想陈旧，排斥民主，历史观局限。帕彭、施莱歇尔是军人出身的兴登堡嫡系，与文官布吕宁不同心，布吕宁犹如“黎段之争”中的被排挤的黎元洪，被施莱歇尔斗下台，随之而来的帕彭与施莱歇尔之争，形似冯国璋、段祺瑞的直皖之争。但魏玛德国的人物，下场比北洋政府惨得多：布吕宁流亡；亲信被杀害的帕彭被希特勒反向利用，成了战犯；施莱西尔夫妇在长刀之夜被杀害。

当中间联盟开始崩塌，各方势力蜂拥而起，纳粹党和德国共产党是重要的两支。德共票仓在东部萨克森和图林根州，1923年在两州议会获议席，在普鲁士邦的柏林、鲁尔区及汉堡工业区有较高支持率。纳粹前身德国工人党虽在慕尼黑活动，天主教区的南德和西部却是中央党和巴伐利亚人民党地盘，即今天的基民盟-基社盟选区，柏林是社民党地盘，纳粹只能转入德国北部和东部新教地区的梅克伦堡、波美拉尼亚和东普鲁士。

1932年德国议会选举，纳粹和德共是两大赢家，总共议席超50%，身处两极的两党，从得票率来说，是可以组阁执政的。约一个世纪后，历史重演，当年纳粹党与德共活跃的德国东部，又变成今天选择党和左翼党的选区。如同当年的纳粹党，2024年选择党又在图林根州取得第一大党地位；2026年选择党与左翼党在萨安州、梅前州和柏林拿下第一，也堪比1932年的情形。

可即便强硬如纳粹，也非毫无破绽，《巴比伦柏林》就通过纳粹的内斗揭发其“草台班子”本性。冲锋队中企图夺权的斯坦尼斯，原型是冲锋队柏林区头目、受布吕宁政府资助的瓦尔特•斯坦尼斯，被纳粹清除后，他最终成为苏联间谍，为苏联提供情报；仗势欺人的冲锋队组织者罗姆，也在1934年长刀之夜被希特勒枪决。

1933年希特勒内阁，前排最右为帕彭

民主的崩盘不是纳粹单独完成的，是在一次次看似微小的失手中逐渐积累的。最终季把重点放在希特勒和戈林上，帕彭一闪而过，兴登堡压根没出现，希特勒一副完全控制局势的架势，这实际并非魏玛政府初衷，只是中央党右翼自作聪明的反噬。1932年7月大选纳粹党超社民党成国会第一大党后，以帕彭为代表的中央党右翼想的不是击溃纳粹，而是企图拿希特勒做傀儡，试图欲擒故纵。1933年1月，帕彭支持希特勒任总理，自己任副总理，内阁中仅3位纳粹党员，其余8位都是帕彭盟友，加上与兴登堡的嫡系关系，帕彭以为可以“将希特勒关在盒子里”，最终养虎为患。

第二帝国遗留的容克贵族、国防军和工业资本家对民主的崩盘负有重要责任。《巴比伦柏林》就详述了国防军如何突破《凡尔赛合约》红线，秘密训练空军，为日后纳粹发动战争奠定了军事基础。齐格斯上将原型，是有“国中之国”之称的陆军领袖冯·塞克特，剧中的利佩茨克空军基地（Lipezk）也还原了历史，是苏德通过《拉巴洛条约》结盟的结果。最终季里1933年鲁尔区大资本家与希特勒会面的情景，以蒂森克虏伯集团前身、蒂森财团的弗里茨•蒂森为原型，化名尼森的资本家不仅秘密资助制造武器，还在金融危机中赚得盆满钵满。此处，编剧将精于财富的犹太人塑造成制衡工业财阀的力量，通过美籍犹太大亨从尼森家族夺回蓝宝石，影射归还被侵占犹太人财产的合法性。

即使在主流社会没有位置的边缘人，也在罅隙裂缝中，用社会达尔文主义肢解着民主肌理。一战期间奥斯曼帝国内被屠杀的亚美尼亚人，和受反犹主义排斥的犹太人，在柏林组成黑帮，通过经营夜总会、拳击、电影制片和皮肉生意，形成足以抗衡当局的权力，夜总会Moka Efti是各方派系较量与交易的场所。

《巴比伦柏林》部分人物原型

最终，在崩盘的民主大厦之下，女主与一众逃亡者前往瑞士，这个设定也非虚构。瑞士曾是德国左翼知识分子庇护所，到1933年秋，约2000名难民从德国进入瑞士，其中就包括爱因斯坦、托马斯•曼、黑塞、布莱希特、社民党领袖布劳恩和前总理布吕宁。

《巴比伦柏林》就像从高空俯瞰的全景镜头，呈现从微观个体到宏观整体的跃迁，将近距下的德国点滴移置到广角的世界格局中。美国使馆武官、伪装的苏联间谍与德共的关系，表现的是一战后美苏大国在德国的布局和角逐，故事以苏联略占上风结束，暗示二战后德国的命运。

巴别塔的坍塌：超现实主义者、中庸者与阶级背叛者

人物诸多的《巴比伦柏林》犹如一幅巨大的《清明上河图》，光怪陆离的各色人等犹如从低到高螺旋上升的高塔，形成一座通天的巴别塔。依据《塔纳赫·创世纪篇》，这些傲慢、企图征服上帝的人们，彼此语言不通，再也不能明白对方的意思，分散在各地，形成多面光谱。

1493年《纽伦堡编年史》版画绘制的巴比伦坍塌

这也是《巴比伦柏林》区别于英美复古剧的秘诀。《唐顿庄园》是英式阶级固化，《了不起的盖茨比》是美式残酷，暴富的白手起家者，终被资产阶级抛弃。相反，欧洲大陆汹涌澎湃，所有人都在倾倒颠覆的社会中重新流动并寻找位置，巴比伦虽道德堕落，却一切皆有可能。大战与君主制的终结，使旧贵族、容克地主和军阀失势，社会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兴起，工人阶级获得向上流动机会，无产者、失业者、机会主义者与野心家们在法西斯中找到新出口。

于是观众看到了眼前这群超现实主义者，他们错位崩盘的遭遇，源于魏玛末期随时间流逝而不断遭侵蚀的巴别塔。他们是跌落的失意者，在一战中被当成耗材抛弃的老兵，从曾经的警察沦为街头乞丐；白天还在独立办公室上班的警局公务员，因金融危机破产，晚上与一群城市破产者挤在肮脏的上下铺里睡觉；容克贵族与军事将领，不得不听命于工人阶级出身的社民党人，屈辱与报复心理呼之欲出。他们也是跃迁的弄潮儿，工会干部成了总统和警察总长；游手好闲的混混成了冲锋队领袖；警局女文员去了电台，成了纳粹支持者；维系不伦恋的寡妇，变成财阀第一夫人。

那张老兵旧照，因为15年后人们截然不同的命运而尤为魔幻现实主义。同是伤残战友，失明的希特勒成了总理，失语症患者当了黑帮老大，刀疤脸成了纳粹分子，官宦之家的继承人被毁容，老兵成了流浪汉，到死不知为何被杀。那座纳粹的监狱也是座坍塌的巴别塔，记者、律师、警察、工人、混混和流氓被关在同一空间，他们身份阶级各不相同，却很快就找到了共同点：都是一战老兵，人人掌握杀人技巧。

位于巴别塔底端的，是被自身欲望和愚痴驱动的人们，比如冲锋队的牺牲品、被利用的下等兵、无政府主义者和杀人的女仆，处佛教中的欲界，依本能和业障行事，如地狱中的饿鬼畜生。主角们位于中间层，完美完成上级给的任务。拉特手下的两位警察就是基层公务员的宿命，迫于纳粹压力，不得不押送政治犯，偶遇上司拉特，既不想让上司难堪，也不敢得罪纳粹，只能以自我折磨的苦肉计平衡各派，换取基层职员生存空间。其中的觉悟者是夏洛特，从最初“只为混口饭吃”到学会独立思考，看得到法律对穷人的不公，也执着于“程序正义”高于“结果正义”。“红色堡垒”的卡达科夫虽有托派的信念，却沉溺于男子气概和女性崇拜，被美色冲昏头脑。

黑尔加（左）与索罗金娜（右）

丰富的女性群像饶有趣味，生存空间本就逼仄的女性，该如何在末世社会做出抉择？《巴比伦柏林》中绝大部分女性是独立的，有警察、文员、医生、律师、特工、黑帮、演员、业主和富婆，可贵的是，它也成功塑造了两位利用性别资源争取生存空间的女性，即“最女性化”的黑尔嘉，和装扮“最男性化”的歌手索罗金娜，她们利用性别手段达到目的，通过男性实现向上流动。婚育秩序中富有魅力的是黑尔嘉，最符合传统路径期待，她的反面是以非传统形象示人的索罗金娜。黑尔加水性杨花般游走于权势男人间，从烈士遗孀、不伦恋的妻子变财阀夫人；游离于诸男性间的索罗金娜却爱女扮男装，对男性的玩弄多于依赖，从司机女儿变沙俄贵族，为的是成就自己的王国。

巴别塔更高层，是埋伏在警察队伍中，实为军国主义者的布鲁诺，他为军国主义鞠躬尽瘁，但陈旧局限的历史观，是他走向悲剧的原因。警局社民党高官，及为民主奔走的左翼知识分子们终难逃一死，但他们比布鲁诺更有进步意识。

温特身后的日本武士漆画，隐喻德日法西斯的精神联系

站在巴别塔顶端的是谁？从结果来说，或许是历史赢家们，比如被评为最伟大德国人的阿登纳，但《巴比伦柏林》提供了一种另类阐释：巴别塔高手不是顺从设定而成功的人，是能够应对超出其设定范围的未知与巨变，在否定与重塑设定中获得新生的人，这就包括最大反派温特上校、共产党人齐格斯小姐和沃克博士，即极右与极左两个端点上的人物，他们也是自身阶级的背叛者。

温特上校原型迪尔斯

温特上校原型鲁道夫•迪尔斯（Rudolf Diels）是个比温特更复杂诡谲的人物，他的存在本身就是“坏人没坏报”的证据。最终季交代了各人物的悲凉下场，唯有温特官运亨通，接替阿登纳任科隆长官。出身农家的迪尔斯有过人的能力和时局洞察力，不是简单的政治投机者，是个极有“进退感”和远见，能在复杂局势中化险为夷的人。他不是纳粹党人，却深得戈林信赖；他是盖世太保创始人，却因不够狠辣而败于希姆莱，也因祸得福般躲过战后审判；他用下野换取“长刀之夜”中的幸存，再出山时已手握科隆大权；他是国会纵火案制造者，却拒绝反犹活动；他因希特勒暗杀案被拘捕，又幸运地被释放。甚至二战后，他依旧官运亨通，被西德内政部重新任用，平安活到退休，直到1957年因打猎走火，以最戏剧化的方式去世。

玛丽·路易丝·冯·哈默施泰因

迪尔斯亦擅于利用婚姻攀爬，交往者皆权势女性。1933年，他与美驻德大使女儿、记者玛莎•托德恋爱，后迎娶戈林侄女伊尔莎·戈林以达联姻目的，所以剧中温特上校与齐格斯将军女儿齐格斯小姐的恋情也部分参照了史实。

齐格斯小姐原型，是国防军总指挥哈默施泰因的女儿玛丽·路易丝·冯·哈默施泰因，一位德国共产党人和苏联情报线人，战后她加入东德执政党统一社会党。剧中“相爱”的温特上校与齐格斯小姐，分别位于阶级与信仰的两个极限上，一位农民出身的法西斯与一位贵族出身的革命者，在巴别塔顶端交锋。

这是《巴比伦柏林》最诡异也最迷人的部分，即跨政治、跨阶级的异质关系，剧中的数对情人，少有同质婚姻，多是异质情爱。在一战前的“美好年代”，背景截然不同的拉特与夏洛特恐难相遇，遑论相恋，但坍塌的巴别塔让本不可能的两人互相吸引。官僚世家的拉特是个有破碎感的人物，患有精神创伤，嫂子乱伦，哥哥自焚，侄子失踪，家族凋零。生于贫民窟、靠卖身补贴家用的夏洛特却充满生命力，顽强地成长为女警。这段异质爱情，超越传统婚姻命题，在大厦倾倒的废墟中，闪耀着不灭的动人光辉。这是泰坦尼克号式的故事，即使终点是灾难，观众依然被那些鲜活的、努力生活和抗争的，及在黑暗深渊边缘纵情起舞的灵魂打动。

劳拉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