揣着三十万去上海给儿子治脑瘤，医生却低声说：带孩子回家吧

揣着三十万去上海给儿子治脑瘤，医生却低声说：带孩子回家吧

我叫赵德明，今年四十二岁，家在豫西的山里，栾川那边，一个叫石窑沟的村子，三十七户人家，现在常住的不到二十户。我种过地，下过矿，后来在洛阳的建筑工地上干钢筋，一年能挣五六万。我老婆叫王秀莲，比我小两岁，在家伺候几亩地和我妈。

我儿子叫赵平安，小名安安，今年八岁，上二年级。

这名字是他妈取的。生他那年他妈难产，在县医院折腾了一夜，生下来的时候孩子不哭，医生拍了好几下才哭出声。他妈躺在产床上，眼泪顺着脸往下流，说：这孩子就叫平安吧，这辈子别求别的，平平安安就行。

他八岁了，没生过什么大病，就是瘦，个子也不高。去年秋天开始不对劲。

先是走路歪。我妈先发现的，说安安走路怎么一拐一拐的，像踩在棉花上。我说小孩子调皮，摔过跤。后来他写字也歪，老师给我打电话，说安安最近作业写得特别乱，上课老趴着。

真正的转折是十月十九号那天早上。他起来就说头疼，吐了，吐的是那种喷射性的，一下喷出去老远。我抱起他就往县医院跑。

县医院做了个CT，医生看了半天，把我叫出去，说：这孩子脑子里有问题，你们赶紧去市里。

市里做了核磁。片子出来，那个医生把我叫进办公室，说了一句话：你儿子脑干上长了个东西。

我那时候连"脑干"是什么都不知道。我问他：脑干是哪儿？

他说：脑干是人的命根子。人的呼吸、心跳、吞咽，全在这儿。这个地方长东西，动不了刀。

我又问：那怎么治？

他说：放疗。但效果不好。你们去上海吧，上海有专门看这个的，让他们看看。

我回村，把房子卖了。

我们那六间瓦房，带一个大院子，是我爸那辈盖的，后来我翻修过。我挂出去，卖了十八万。买主是我们邻村的，他给了十五万现金，剩下三万说过完年给。

我又去借。我哥赵德昌，借了我五万，是他准备给儿子娶媳妇的钱。我两个姐姐，一家一万五。我舅舅、我叔伯，一家三千五千。最后是村里人——村支书拿着个红纸贴在小卖部门口，写了一行字："赵平安治病，乡亲们搭把手。"村里人一家五十、一百，有的老人自己看病都舍不得花钱，塞给我两百。一共凑了六万八千二。

我自己这些年攒的三万四。

加起来：三十二万八千二。

我把这些钱装在三个地方：一张银行卡里存了二十五万，另外七万八是现金，用塑料袋裹了三层，塞在我贴身的一个腰包里，那腰包是我跑货运时候买的，帆布的，带拉链。

我老婆不放心，说：那么多现金，丢了怎么办？

我说：卡刷不出来的时候，现金管用。

十一月十二号，我和秀莲带着安安，坐上了去上海的火车。

我们坐的是硬卧，二十个小时。安安在卧铺上躺着，枕头垫高了一点——他平躺着就吐。他一路上吐了四次，我用塑料袋接着，一次一次去厕所倒。

他很乖，不哭不闹。他跟我说：爸，上海是不是有大楼？

我说：有，特别高。

他说：那我们去看看大楼。

我说：看完病就去。

到了上海是第二天上午。我一个表弟在浦东打工，来接的我们，把我们送到医院附近的一个小旅馆，一百六一晚，地下室，没窗户。

第二天挂号。我没挂上那个专家的号——我想要的那个主任，号要提前一个月抢。我挂了个普通门诊，那个年轻医生看完片子，皱着眉头，说：我帮你问问我们陆主任，他明天有门诊，我给你加个号。

陆主任，叫陆维安，五十多岁，头发花白，戴一副黑框眼镜，说话声音不大。他是这家医院小儿神经外科的主任，全国治这个病排得上号的。

十一月十五号上午，我们在门诊见到了他。

他先看片子。他把那几张核磁片子一张一张插在灯箱上，看了很久，看了大概十分钟。然后他让安安躺在检查床上，给他做检查——翻眼皮看眼睛，让他伸舌头，让他走两步，拿个小锤子敲他的膝盖，问他话。

安安走那两步的时候，走得歪歪扭扭，像喝醉了。我在旁边看着，心像被人攥着。

陆主任检查完，让我们进他的办公室。

他把片子重新插上灯箱，指着其中一张，跟我说：你看这里。

我看不懂。那片子上一片灰白，中间有一团更亮的。

他说：这是脑桥。你儿子的这个东西，长在脑桥里面，而且是弥漫性的——它不是长成一个球，它是沿着脑桥的纤维长，跟正常的脑组织混在一起，分不清你和我。

他说：这种病有个名字，叫弥漫性内生性脑桥胶质瘤，英文缩写叫DIPG。它多见于五到十岁的孩子。

他说：这个病，开不了刀。

我脑子嗡的一下。

我说：陆主任，我听说您是全国最好的，我不怕花钱，我有钱，我带了三十万，不够我再回去凑。您救救他。

陆主任没接我的话。他继续说：这个位置，是呼吸和心跳的中枢。我们下刀进去，切不干净——因为它的边界不清楚，切多少算多少？切多了，孩子下不了手术台；切少了，没用。全世界做过成千上万例，结论是一致的：这个病，外科手术没有意义。

他说：所以这个病的标准治疗，是放疗。放疗可以缓解症状，让肿瘤缩小一点，让孩子舒服一些，走路稳一些，能延长一点时间。但是——他停了一下——它治不好。

我问：能延长多久？

他看着我，很慢地说：DIPG的中位生存期，是九到十二个月。也就是说，一半的孩子活过九个月，一半活不过。你儿子现在的情况，症状进展比较快，我估计……可能比这个数要短。

我老婆当场就瘫下去了。她坐在椅子上，人往下滑，我一把捞住她。

我说：陆主任，那放疗呢？我们做放疗，做六个星期，我们不怕辛苦，我们租房子，我们在这儿待着。

陆主任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他站起来，走到门口，把门关上了。

办公室里就我们四个人——他、我、秀莲，还有安安。安安坐在角落的椅子上，低头玩我给他买的一个小汽车。

陆主任回到座位上，把声音压得很低。

他说：赵师傅，我接下来跟你说的话，你听着可能会难受，但我必须说。

他说：带孩子回家吧。

我愣住了。

我说：陆主任？

他说：我的意思是——不要在这里做放疗了。

我说：为什么？我们有钱！我们有三十万！我们不差钱！

他摇头，说：不是钱的事。

他说：放疗要做六周，每周五次，一共三十次。孩子每天都要来，路上来回三个小时，路上他就在吐。放疗本身会让他更难受——会掉头发，会没力气，会嗓子疼，会吃不下东西。这六周里，他有一大半的时间是在难受中度过的。

他说：而这个放疗换来的，是延长两三个月，而且这两个月里，他的症状会继续加重——他会开始吞咽困难，会喝水呛，会说话不清楚，到后面会瘫在床上。

他说：你儿子现在还能走，还能说话，还能自己吃饭。你把他留在这里做六周放疗，六周以后，他可能就只剩两个月，而且那两个月是躺着过的。

他说：你要是带他回家，用我给你开的药控制头疼和呕吐，他能舒服地过完这段时间。他能吃他想吃的东西，能去他想去的地方，能跟你们说话，能笑。

他说：你掂量一下——是让他在这里受两个月的罪，换两个月的躺着；还是让他回家，舒舒服服过剩下的日子。

我跪下了。

我"扑通"一声就跪在他办公桌前面。我说：陆主任，我求求您，您想想办法，我给您磕头了。我就这一个儿子，他才八岁，他才上二年级。您要多少钱都行，我砸锅卖铁。

我说着就磕头，一个一个磕，磕在地砖上，"咚咚"响。

秀莲也跪下了，跪在我旁边，一句话说不出来，就是哭。

安安在角落里吓傻了，手里的汽车掉在地上。他喊：爸！妈！

陆主任从座位上站起来，绕过来，一把把我架起来。他力气不小，五十多岁的人，硬是把我从地上拽起来了。

他说：赵师傅，你起来。你要是觉得我是在推卸责任，你就磕死在这儿，我也说不出别的办法。

他把我扶到椅子上，又去扶秀莲。

他说：我干这行二十六年了。我见过太多这样的家庭——卖了房子、借遍亲戚，凑几十万来上海，最后换来的是孩子在ICU里插着管子、昏迷不醒的三个月。那三个月，孩子什么都不知道，家长在走廊里跪着、哭着、借钱。到最后人财两空。

他说：我不是在跟你算钱。我是在跟你算——你儿子还剩多少日子，这些日子要怎么过，才算不白活。

他回到办公桌后面，拉开抽屉，拿出来一个铁盒子。他打开，从里面拿出一沓照片，摊在桌上。

那是很多孩子的照片。有的是在病床上，有的是在家里，有的是在海边，有的是在公园。他说：这些都是我经手过的孩子，都是这个病。有的走了五年了，有的走了十年了，有的走了十五年。

他指着其中一张。那是个小男孩，六七岁，坐在一个沙滩上，光着脚，笑得特别开心，手里举着一个铲子。

他说：这个孩子，叫小宇。他爸妈当年也跪在我办公室里，跟你一样。后来他们带孩子回了山东，去了青岛。这张照片是他妈妈寄给我的。孩子看完海回来，又活了五个月，走的时候是在自己家的床上，他妈抱着他。

他说：他妈妈给我写信，说了一句话，我记到现在。她说：陆医生，谢谢你让我们回家。我们最后那五个月，是他这辈子最开心的五个月。

我把那张照片拿起来，看了很久。那孩子笑得那么开心，我怎么看都不像是个要死的孩子。

陆主任说：赵师傅，你儿子现在最大的痛苦是头疼和吐。这个我能用药控制——我给你开地塞米松，消肿的，吃下去两三天，头疼就能明显减轻，走路也能稳一些。我再给你开止吐的药，还有止痛的药，分三档，疼到什么程度用什么，我写清楚。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沓纸，开始写。用红笔写，写得密密麻麻。

他写了三张纸。第一张是药：什么药，一天几次，一次几片，怎么加减。第二张是什么情况要怎么处理：抽搐了怎么办，喘不上气怎么办，昏迷了怎么办。第三张是：如果出现什么情况，就近去哪个医院，找谁。

他还写了一串电话号码，说：这是我的手机。你回去以后，不管白天晚上，随时打给我。你当地医院要是不会用药，让他们打给我。

他写完，把三张纸折起来，放进一个信封，递给我。

他说：还有一件事。

我说：您说。

他说：那三十万，你别花在这个病上了。

我说：陆主任——

他抬手打断我，说：你听我说完。你儿子不需要这笔钱。他需要的药，一个月几百块，最多一千多。剩下的钱，你留着。

他说：你听清楚——你还有老婆，你还有你妈，你以后还要过日子。你把三十万全砸在这儿，换来的是你儿子最后几个月插着管子躺在ICU里，然后你背着二十万的债回到山里，你老婆跟你过不下去，你妈没人养。

他说：这不是我吓唬你。我见过。我见过太多了。

他说：你现在最应该做的，是带着儿子回家，让他开开心心把剩下的日子过完。然后把钱留着，把日子过下去。

他说：你要是真想为你儿子做点什么——你就好好活着。你好好活着，你儿子这辈子才不算白来一趟。

那天我是怎么走出那间办公室的，我记不太清了。

我只记得我手里攥着那个信封，信封被我捏得湿了。安安拉着我的手，问我：爸，我们能不能去外滩看大楼？

我说：能。

我们在上海待了四天。

第一天，我带安安去了外滩。他站在江边，仰着头看那些楼，看了很久。他说：爸，那个楼是不是尖的？我说是。他说：那它会不会倒？我说不会，它扎得很深。

第二天，我带他去了城隍庙，吃了小笼包。他吃了一笼，吃了六个。他妈说慢点，没人跟你抢。

第三天，我带他去了陆主任说的那个医院旁边的公园，让他坐了一次旋转木马。他坐了三圈，下来的时候脸红扑扑的，说：爸，我头晕。我说那是转的。

第四天，我们去了一趟海洋馆。他隔着玻璃看那些鱼，看了两个小时。他说：爸，那个鱼这么大。我说是。

那四天，他一天都没吐。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陆主任开的地塞米松起了作用。那个药吃下去，他脑子里的水肿消了，头不疼了，不吐了，走路也稳当了些。

第五天，我们坐上了回程的火车。

回家以后，我们在县医院输了几次液，用的是陆主任给的方案。县医院的医生一开始不敢用，说剂量太大，我给陆主任打电话，陆主任在电话里跟他说了二十分钟，那个医生听完，说：行，我照办。

安安的状态好了大概两个月。

那两个月里，他又能上学了——他自己去跟老师说的，他说他想去学校。他上了三个星期的课，期中考试还考了班里第十三名。他回来把卷子给我看，说：爸，我考得不好。我说：好，特别好。

他跟我说：爸，我知道我有病。

我说：你知道？

他说：我知道。我在上海听见那个爷爷跟你说话了。他说"带孩子回家吧"。

我喉咙一紧，说：安安，你别怕。

他说：我不怕。我就是想，我要是走了，你和妈怎么办。

我抱住他，抱得特别紧。我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抱着我的儿子，哭得像个孩子。

十二月底，我用那笔钱做了一件事。

我带安安去了青岛。

他没见过大海。我们山里人，一辈子见的最大的水是水库。

我们坐的高铁，六个半小时。他一路上趴在窗户上看，看那些平地，看那些房子，看那些一条一条的路。他说：爸，这儿怎么这么平？

到了青岛是下午。我们住在海边的一个小旅馆，二百八一晚，窗户能看见海。

第二天早上，我带他去了海边。那是十二月，海边风大，冷得要命，我给他裹了两件棉袄。

他站在沙滩上，看着那一片水，站了很久，一动不动。

他说：爸，那是海？

我说：那是海。

他往前走了几步，走到水边，蹲下来，用手摸了一下水，缩回来了，说：凉。

他又摸了一下，说：咸的。

他抬头看我，眼睛特别亮，说：爸，海真大。

那天我们在海边待了三个小时。他捡了十几个贝壳，说要给他妈带回去。他捡了一个最好看的，说：这个给妈，这个最好看。

回来的路上，他在火车上睡着了，头靠在我肩膀上，手里攥着那个贝壳。

安安是第二年三月走的。

走之前那两个月，他慢慢不能走了，说话也不清楚了，最后半个月基本躺着。但一直到走，他没有特别疼——陆主任那个止痛方案是一档一档加上去的，最后用的是最强的那一档，用上以后他说不疼了。

他走的那天是三月十九，下着雪。山里的雪下得特别大。

他走的时候是在自己家里，自己床上，他妈抱着他。我在床边握着他的手。他最后说的一句话是：爸，妈，你们别哭。

然后他就睡过去了，很安静。

他妈抱着他，抱了一整夜，没撒手。

安安走后，我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我一家一家去还钱。

我哥那五万，我还了。我两个姐姐一家一万五，我还了。我舅舅、我叔伯，一家三千五千，我还了。最后是我的乡亲——那六万八千二百块，我拿着村支书那个红纸上的名单，一家一家还。

我到我叔伯爷爷家的时候，他八十二了，耳背，我说：爷，我还钱来了。他看着我，看了半天，说：安安呢？

我说：安安走了。

他坐在门槛上，哭了，一边哭一边说：我还想着那孩子能好起来呢。

我还到最后一户，是村东头的刘婶，她一个人过，家里困难，当年塞给我两百块。我去还她，她说什么也不要，说：德明，那钱是给安安治病的，安安没了，钱你留着。

我说：婶子，安安没治，那钱没花在他身上。

她愣了，说：那你都花哪儿去了？

我说：我带他去看海了。

刘婶哭了。她拽着我的袖子，说：看海好，看海好。那孩子一辈子没出过山，看回海好。

第二件事：我给陆主任寄了一个包裹。

包裹里是两样东西。一样是我们山里的核桃，十斤，是我自己上树打的，一颗一颗挑的。

另一样是一张照片。是安安在青岛海边的那张——他站在沙滩上，裹着两件棉袄，手伸出去摸海水，脸冻得通红，眼睛亮得吓人。

我在照片背面写了一行字。我字写得不好，写了三遍才写好：

陆医生：他看到海了。谢谢您让我们回家。

包裹寄出去一个月后，我收到一条短信。是那个上海的号码。

陆主任回的：赵师傅，照片我收到了，压在我办公桌的玻璃板底下。核桃很好吃。你和孩子妈好好的。

就这一句。

我拿着手机，在我家院子里站了很久。

我们那六间瓦房卖了，现在我们住在村头的两间旧屋里，是我爸当年放农具的，我收拾了一下，能住。我在院子里种了一畦菜，买了两只鸡。

我老婆秀莲现在跟人说不出三句话就哭。我劝她，我说：秀莲，安安最后那几个月是开心的，你记得不？他去看海那天，捡了十几个贝壳，说要给你带回来。

她说：记得。

我说：他没遭罪。这就够了。

有时候我一个人坐在院子里，会想一个问题：我做对了吗？

我要是那天不跪，我要是坚持在上海做放疗，把三十万花光，安安是不是能多活两个月？

也许能。

可是那两个月，他会掉光头发，会躺在病床上，会插管子，会认不出我。他会用他那两个月，换我这辈子的二十万债。

而我用那三十万，换了他在海边站着的三个小时，换了他捡的那十几个贝壳，换了他最后三个月不疼的日子，换了他在自己家床上、他妈怀里走。

我觉得我换对了。

我这辈子没读过多少书，我说不出什么大道理。我只知道一件事——

人这辈子最难的不是"救"，是"放"。

你明知道放下去，他就要走了，你还得笑着放，还得让他走得体面、走得舒服、走得像他自己。这比砸锅卖铁难一百倍。

那个上海的老医生，他干了一辈子，见了一辈子，最后他跟一个山里来的、跪在他面前的父亲，低声说了六个字：带孩子回家吧。

他说这六个字的时候，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怕被人听见。

我知道他怕什么。他怕被人当成不作为的医生，怕被投诉，怕被指着鼻子骂"见死不救"。可他还是说了。

因为他说这六个字，比说"我们尽力"要难得多。

我今年四十三了。我还在工地上干钢筋，一年挣五六万。我老婆在家。我们日子过得紧，但过得下去。

每年三月十九，我会去一趟安安坟上。

我带两样东西：一样是他爱吃的那种小面包，一样是那年他从青岛带回来的一个贝壳——他给了他妈一个最好看的，剩下那些，他妈装在盒子里，我每年拿一个去，埋在他坟头。

盒子里的贝壳，还够我去很多年。

我坐在坟前，跟他说会儿话。我说：安安，爸今年挣了多少多少，妈身体怎么样，村里谁家娶媳妇了，谁家孩子考上大学了。

说完了，我就坐一会儿。

山里风大，吹得那些松树哗哗响。我坐在那儿，看着远处那个山口——安安那年就是从那个山口走出去的，跟着我，揣着三十万，去上海，去看海，再也没回来。

我坐够了，就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土，下山。

日子还得过。

他妈还在家等着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