签了公费师范生协议的那一刻,全家都觉得这孩子的人生稳了。免学费,发生活费,毕业直接给编制,不用挤招聘会,不用千军万马考老师。可谁能想到,稳的只是编制,教什么课,学校说了算。
我同事的儿子就是活生生的例子。这孩子当年高考完填志愿,全家开了好几次家庭会议,最后锁定了某省属师范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公费师范生,定向回本市就业。孩子读思政是他自己的意思,他政治课学得好,也喜欢琢磨那些道理,说以后站上讲台讲政治课,能把大道理讲成学生听得懂的话。四年下来,专业课学得扎实,实习也是在学校政治课上磨出来的,教案写了几大本,板书练得漂漂亮亮。
去年毕业,分配到了下面一个乡镇中学。报到那天全家还挺高兴,虽然是乡镇,但有编制,有协议兜底,心里踏实。结果到校第二天,教导主任找他谈话,说学校缺英语老师,政治课老师够用了,你这学期先带两个班的英语。
孩子当场就懵了。他说我没学过英语教学啊,我学的是思政。教导主任也很实在,说乡里学校就这样,英语老师去年调走一个,退休一个,招又招不来,年轻人来了也留不住,你英语高考分数不低吧,先把课顶起来。
这一顶,就把他顶进了死胡同。
教课只是一方面,真正卡住他的是资格证。他的教师资格证是思政的,按照规定,持证科目和实际任教学科要对得上,学校安排他长期教英语,就意味着他必须重新考一个英语的教师资格证。笔试要考英语的学科知识,面试要用英语试讲。一个思政专业毕业的人,四年没系统碰过英语,工作之余从头备考,难度可想而知。不考,将来职称评定、教学考核,处处都是坎。考,等于把自己四年专业学习直接作废了一半。
这事我听完,第一反应不是学校不讲理,而是这里面藏着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真相:乡村学校的课表,跟教师的专业,经常是两码事。
为什么这么讲。乡镇中学的现实是,主科里最缺的从来不是语文数学,是英语。语文老师本地培养的多,愿意回来的也多。数学老师的缺口年年有但补得动。唯独英语,城里学校都抢不到人,更别说乡里。英语专业毕业生就业面宽,翻译、外贸、培训机构,哪条路都比去乡镇中学挣得多。所以乡镇中学的英语课,常年靠各种凑:让学其他外语的顶,让年轻的新老师顶,甚至让临近退休的老教师硬撑。我同事孩子这种情况,在不少地方是常规操作,新来的年轻人,先填最急的坑。
这就牵出一个更大的问题。公费师范生的培养逻辑,是定向培养、定向使用。你在大学学什么专业,理论上回乡就该教什么课。协议里写的清清楚楚,服务期内从事教育工作。但协议管得了你去哪个县,管不了你进哪所学校,更管不了你进校之后教哪门课。分配到校之后的用人权,完全在学校和县里教育部门手里。于是专业对口这个承诺,在编制层面兑现了,在讲台层面落空了。
我查过一些地方公开的招聘信息,乡镇中学的岗位表上,英语岗经常一挂就是大半年,报名的人寥寥无几。有的县里不得不降低门槛,取消了对应届生和专业的限制,只要有证就行。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乡镇英语教师的缺口是结构性的,不是哪一年偶然缺人。结构性的缺口,就要靠结构性的办法去填。可是县里的办法往往最简单,让新来的年轻人兼着。因为年轻人没有议价能力,没有资历挑课,也不太敢一报到就跟学校讨价还价。
再说回资格证这件事。很多人以为教师证考一个就够了,其实不然。教师资格证是分科目的,证上写着什么学科,你就只能名正言顺地教什么学科。评职称的时候,讲课比赛的时候,论文方向,教研组归属,全都跟着证上的科目走。你拿着思政的证教英语,教学成绩算谁的,教研活动算哪个组的,年度考核怎么给你定性,这些细节平时看不出来,到关键节点全是雷。我同事去问了孩子在县里的情况,得到的答复很直白:要么把英语的证考下来,要么就一直是这种两头不靠的状态。
孩子现在的状态是,白天上英语课,晚上备课备英语,周末刷英语学科的题。他跟我说过一句话,我记到现在。他说我最难受的不是教英语,是我准备了几年的政治课,一节都没上过。
这句话戳中了公费师范生这个群体最隐蔽的痛处。大家讨论公费师范生,讨论的总是值不值,免学费换六年服务期划不划算,违约金多少,能不能考研。很少有人想过,服务期内的六年,你可能根本教不了你学的专业。四年专业训练,在到校报到的那一天,被一纸校内安排直接覆盖了。而你自己,还要为这个覆盖买单,去考一个新证,把这个安排合法化。
有人会说,那孩子可以拒绝啊,可以找教育局反映。道理上没错,实际操作里太难了。刚毕业的年轻人,编制在学校手里,考核在学校手里,住宿可能都是学校安排的,他拿什么拒绝。反映上去,教育局也头疼,英语老师的缺口摆在那,你不开英语课,几百个学生怎么办。最后大概率还是那句,先克服一下,后面再调整。后面是什么时候,没人说得准。乡镇学校的人员流动全靠调走和退休,一个新的英语老师进不来,你这个“先兼着”就能兼很多年。
这背后还有一层更深的东西。乡村教育的老大难,大家平时说的是待遇低、留不住人。但待遇问题至少被反复讨论过,有各种补贴政策在补。专业错配这个问题,几乎没人拿出来说,因为它不体现在报表上。一个思政专业的老师教着英语,在师资统计表上,他是编制内教师,岗位填着英语教师,一切合规。至于他四年学的什么,他会不会教英语,教出来的英语课质量怎么样,表上看不出来。这笔账,最后是算在学生头上的。
一个没受过英语教学训练的老师教英语,跟一个受过训练的老师教英语,差别不是会不会说英语那么简单。教学法不一样,课堂设计不一样,怎么带学生背单词、怎么纠音、怎么讲语法,这些都是师范教育里一门课一门课练出来的。让思政老师现学现卖,学生接收到的英语课,质量自然打折扣。乡镇孩子的英语本来就比城里孩子起点低,家里没条件补课,全指着课堂这几十分钟,结果课堂本身是拼凑出来的。这才是这件事里最让人心里发沉的部分。
再看公费师范生的培养端。国家这些年一直在扩公费师范生的规模,就是想给乡村学校定向输送老师。可输送的是按学科培养的人,接收端需要的却是哪里缺补哪里。供需之间没有一个精准的对接机制。招生的时候,各地报需求,说我们县缺思政老师,招两个思政的公费师范生。四年后这批人毕业了,县里学校的情况早变了,思政老师够了,英语又缺了。四年时间差,让定向培养变成了盲投。培养计划赶不上学校需求的变化,最后只能靠到校之后再错配着用。
我后来又想了一层。资格证制度在这里面扮演的角色也很微妙。制度设计上,资格证是教学能力的门槛,分科目是为了保证专业性。可到了乡镇,分科目的证反而成了老师的负担,不是能力负担,是手续负担。人已经被按在英语课的讲台上了,证却还得自己去补。制度认定他不够格教英语,现实却要求他必须教英语,而且一直教下去。这个拧巴的状态里,唯一被反复消耗的,就是那个年轻老师本人的时间和心力。
我同事现在后悔吗。说不后悔是假的。他说当年要是知道会这样,可能就不报公费了,或者换个英语专业报,怎么着都对得上。可是换个角度想,谁家填志愿的时候能预料到四年后学校缺什么课的老师。这不是他家决策失误,这是普通人根本没法预判的系统性问题。所有的信息差,最后都压在了最没有反抗能力的个体身上。
孩子倒是没有抱怨得太厉害。他有次回来吃饭,说他带的班里有个学生,英语基础差到二十六个字母都认不全,他从头教,一学期下来那孩子能磕磕绊绊读课文了。他说这事的时候有点高兴,但说完又低了头,说可是我自己心里清楚,我教政治,可能会比教英语教得好得多。
这句话没什么抱怨,就是陈述。但比任何抱怨都重。
他最近在准备英语教师资格证的笔试,买的题册摞在出租屋的桌上,白天上完课晚上刷题。考证这条路没有捷径,笔试过了还有面试,面试要用全英文试讲,对着评委讲一节完整的课。他英语底子还在,就是口语生疏,天天对着手机练发音。他妈说他在电话里讲英文讲得磕巴,讲完自己笑,说这水平怎么好意思站讲台。笑完接着练。
学校那边倒也有了个说法,说等明年要是能招来英语老师,就让他回政治组。可他自己不太信这个说法,因为去年也是这么跟前一位顶英语课的老师说的,那位老师顶到调动走人,也没等到英语老师来。
眼下还有个更现实的问题悬着。他要是一直教英语,职称就得按英语评,可他的教学积累、他真正擅长的东西,全在思政那头。三五年后回头看,他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老师,现在没人能回答。学校不管这个,学校只管这学期英语课有人上。教育局不管这个,教育局只管报表上教师数量达标。至于一个年轻人的专业、志向和六年服务期怎么对齐,这个责任,落在任何一张办公桌上都找不到主。
孩子说他最近的打算,是先把证考下来,考下来心里踏实点,至于回不回政治讲台,走一步看一步。他宿舍的墙上还贴着大学时写的政治课教案,一直没舍得扔。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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