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好多年了，每年10月25日下午4点，防空警报响彻繁华的武汉，飘进每个街道、巷子及住户的家里。
今天也是，防空警报分为三个波次，持续约一个小时。
这一阵警报声，不是演习某个程序化的信号，而是在发出灵魂一问：警钟是为谁而鸣？
武汉大会战，抗战初期重大战役之一，国军百万之师，终究无法抵抗日军的钢铁洪流与战机。
1938年10月25日，汉口失守，武汉沦陷，历时四个多月的武汉大会战落下帷幕。
武汉沦陷的第二天，日军改动江汉关钟楼的时钟，拨快一小时，强行改用东京时间。
入侵者强行改写了一座城市的时间标尺，这是屈辱的标记。
随之而来的是严苛的宵禁：日军规定每日17点至次日7点禁止民众上街，宵禁时段上街，即可当场枪杀。
不禁想到了正发生在奥列什基的情况……详情参见《》。
占领武汉之后，日军对粮食实行全面统制。城区粮食由日伪管控，优先供给日军；城郊乡村则硬性摊派粮款，逾期不交便以抗粮治罪。
日军还时常下乡劫掠口粮，平民的食物遭到盘剥掠夺，饥荒的阴霾笼罩于这座城市。
一名学生告诉我，她奶奶当年被迫向日军交出了自家的口粮。
武汉大学师生西迁乐山，日军征用将珞珈山校舍用作司令部与野战医院。
1939年春，日军在校园里种了28株染井吉野，即东京樱花。这批樱花，用来安抚驻地伤兵，也是占领者炫耀武力、宣示掌控的符号。
染井吉野樱本身寿命一般是五六十年，今天武大的樱花，都是后来繁育的新树。
樱花盛开的时节，往往校园封闭，购票参观，这几年没再去过，听说免费参观了，不知真假。
当年10多岁的徐明庭，武汉的一名少年，后来成为武汉文史馆馆员，耗费一生打捞沦陷年代的民间记忆。沦陷前，他生活在汉口的寻常街巷，邻里往来，市集热闹。
日军入城之后，一切秩序轰然破碎。出门必须随身携带安居证，途经哨卡要鞠躬受检，稍有怠慢就会遭受殴打。日军在大孚银行设立宪兵队据点，也就是老汉口口中的大孚宪兵队，这里是刑讯之地，关押、拷问平民；不久之后，日军又在积庆里设立慰安所，由宪兵把守。
徐明庭没有上阵杀敌，只是一个躲在城里的孩子，但战争带来的苦难，不会甄别身份，男女老幼都不得不承受恐惧。
武汉会战自有它在抗战史上的定位，可对江城百姓而言，沦陷之后的七年间，是日复一日的匮乏、惶恐与身不由己：店铺凋敝，物资匮乏，安稳的生活不复存在。
现有史料可以证实宵禁的残酷禁令，也记录下有民众因触犯宵禁遇害，却没有单独统计这一部分遇难者的确切人数。
从1938年沦陷到日本投降的七年里，一共有13508名民众遭日军残杀，43025栋房屋被毁；而沦陷之前的空袭之中，另有1651人遇难，3147人受伤。
这套数据出自武汉抗战人口损失专项调查成果，也是武汉官方历年纪念文稿引用的资料。
2004年，武汉通过地方条例，把10月25日定为固定的防空警报试鸣日，把这份记忆固化成城市的仪式。
八十八年流转，弹指一挥间，江城烟火早已重归繁盛，入夜之后街市依旧热闹……
然而，警钟长鸣，年年不息，这不是在纠缠一场战事的结局，更不是为了沉溺悲伤。
警钟为谁而鸣？
是为当年被篡改的时间、被掠夺的口粮、在哨卡前颤抖的每个人而鸣；
是为珞珈山那一段屈辱的占领印记而鸣；
是为所有在战火里失去安稳、无声殒命的无辜者而鸣。
它为每一个平凡生命而鸣。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警钟提醒着人们，寻常烟火曾经是遥不可及的奢望。
警钟长鸣，警惕入侵者，无论它们来自远方、还是近旁。
东欧平原上的炮火声，黑海北岸的杀戮，正是这一警钟在当今世界的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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