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座山城守了三十余年，他们赢了战争，却输给了历史——萧易《方山为城》

他们守住了一座座山城，却没能守住一个王朝；他们赢得了一场场战役，却最终输给了历史。

—— 《方山为城：南宋巴蜀抗元记》

◆ 本文看点

壹

八十三座方城，如何把草原骑兵拖进攻坚

贰

山顶上的城池：粮食、水源与百姓

叁

一群人的选择，与一个王朝的崩解

— 《方山为城：南宋巴蜀抗元记》书影 —

本书信息

书名《方山为城：南宋巴蜀抗元记》

作者萧　易

出版中信出版集团 ｜ 2026年9月

书号9787521790498

定价78.00 元

装帧精装 · 封面特种纸 · 附赠南宋巴蜀山城分布图

（一）

故事的入口，是一只窖藏。

南宋端平年间的一个晚上，彭州城董宅的灯还亮着。几天前城里来了些蓬头垢面的流民，说蒙古人从大散关打进来了，一路攻破兴元府、天水军，烧杀抢掠，甚至屠城。彭州驻守的多是厢军，平日做些杂役尚可，如何抵挡虎狼之师？董家商议了半夜，决定把府中日常使用的金银器埋起来。趁着夜黑风高，家丁挖了一个长一米二、宽零点八米、深零点九米的大坑，坑底四壁砌上青砖，大件的盆、注子放在下层，小件的酒盏、茶托垒在上面，女子的钗、簪散落其间，还在一些器物上标注记号，免得日后取出时归属不清。三块大石板盖顶，填土掩埋。

七百多年后，这批珍藏在一次考古发掘中重见天日。坑中共出土金银器三百五十余件，可辨认形状的三百四十三件——金器二十七件、银器三百一十六件，刻有铭文的二百五十余件。“董宅”“陇西郡董宅”字样反复出现，一件金菊花盏底部，“绍熙改元舜字号”清晰可辨，把埋藏年代定在南宋。这是中国迄今发现最大的宋代金银器窖藏。

而“窖藏”这个词在考古学里，恰恰意味着主人再也没有回来。端平二年（1235），宋蒙战争全面爆发；次年蒙军兵分三路伐宋，皇子阔端所率西路军由大散关攻入汉中，仅两个月左右便攻占成都府，随后连破邛、彭、汉、遂诸州。几个月后宋将贺靖收复成都，据说在城中收殓了一百四十余万具尸骨，城外更无法计数。这个数目或许夸大，但成都府一带想必已十室九空。

这是全书的第一幕，也是全书的底色：一个政权在军事上的溃败，如何逼出此后三十余年、八十三座山城的修筑与坚守。

（二）

为什么要把城池修到山顶上去？答案藏在川东的地质里。

四川盆地边缘的许多山崖，四周峭壁环绕，顶部开阔平坦，地理学上称为方山。高耸的崖壁如同天然的城垣，挡住了呼啸的蒙古铁骑；山顶有田可种、有水可饮，逃亡的百姓迁入其中，又为军队提供了粮草。聚山为寨，古已有之，但宋人做的远不止屯兵——他们在山上修城墙、敌楼，营造衙署、文庙、仓储、寺院、祠庙、民居，把府治、州治、县治一并迁到山上。方城几乎是城池的翻版。

淳祐二年（1242），余玠出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十年帅蜀期间，他主持新修多座山城并加固防御体系：钓鱼城、云顶城、苦竹隘、大获城、运山城、平梁城、小宁城、神臂城、大良城、得汉城、青居城……其中最重要的八座，被称为“川中八柱”，如同八根擎天巨柱，稳固了支离破碎的巴蜀大地。此后的几任制置使李曾伯、夏贵、朱禩孙在任时，各大戎司又陆续创立龙岩新城、礼义城、凌霄城、皇华城、虎头城、多功城，防御体系逐步完备。

从淳祐三年（1243）方城防御体系初具规模，到景炎三年（1278）钓鱼城沦陷，三十余年间，四川战区共修筑方山城堡八十三座，寨垒更是难以计数。可以说，这三十余年的攻防战，就是围绕着方城进行的。

（三）

方城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改变了战争的形态。

蒙军之可怕，在于骑兵擅长机动作战、包抄迂回，在运动战中消灭敌军有生力量，“百骑环绕，可裹万众；千骑分张，可盈百里”。余玠的对策是：四大戎司与地方军分驻山城，不轻易下山决战，依靠地形坚守。骑兵失去了速度，运动战被拖成了攻坚战。

攻城恰恰是蒙军的弱项。《元朝秘史》里有一则记载：窝阔台得知皇子贵由在西征途中得罪了宗王拔都，气得大骂“如今教去边远处做探马赤，攻取坚城，受辛苦者！”随着汉军加入，蒙军对攻城虽有了些心得，却依旧本能地排斥。而在高耸陡峭的方城面前，云梯搭不上，地道打不通，多年积累的攻城经验几乎无处可用。

守军其实少得惊人。宋人牟子才说：“兴戎司见管四千六百余人，沔戎司仅及三千人，金戎司不及千人，利戎司约七八千人……总而计之，不满五万人之数。”戍守山城的南宋将士后期不到五万，连钓鱼城这样的要塞，正规军也不过四千六百余人，偏远方城从三四百人到五六百人不等。就是这些人，在依山傍水的方城上相互联络、彼此应援，一次次挡住了蒙军的征讨与围剿。

（四）

倘若京湖、江淮的战事都记载在史书里，那么四川的战事则镌刻在山城的岩壁上。

当年修筑山城的将士留下了筑城题记，如云顶城的“帅守西和姚世安重建”；有人在某次大战后留下记功碑，如龙崖城的茆世雄；也有人的名字被刻在碑上，曾经骁勇善战，后来却晚节不保，如运山城的张大悦。

这些斑驳的题记，复原了一段段戍守岁月，也留下了难堪的对照：姚世安因害怕丢掉官位，与朝中大臣勾结进献谗言，最终导致余玠枉死，而云顶城上的题记恰好证明他曾驻守此城、改造城池；茆世雄于祥兴元年（1278）降元，那时临安早已陷落，可龙崖城上一则豪情万丈的题记，还记载着他多年前撕毁蒙古人的招降书、两次挫败名将纽璘的故事，令人顿生物是人非之感。

更多的武将连名字都没能留下：云顶城统制萧世显、右军统领孔仙，小宁城路将刘文德、徐昕、安忠，平梁城总管王昌、钤路张虎臣……他们出现在某座城池、某场战役中，有的迅速消失，有的侥幸多活几年，都宛如流星一般划过历史长空。

但这些沧海一粟般的人，牵动着宋蒙两方的命运，也在不经意间影响着世界历史的走向。钓鱼城守将王坚面对蒙古大汗蒙哥率领的数万精锐，坚守数月，使蒙哥殒命城下。蒙哥一死，四弟阿里不哥图谋帝位，二弟忽必烈正领兵攻打鄂州，闻讯匆忙北还，行至开平府先发制人自立为大汗——这就违反了蒙古召开忽里勒台大会推举大汗的传统；西征的旭烈兀此时也率大军匆匆东还。

反面的一例同样惊心动魄。镇守神臂城的泸州知府刘整，曾率十二勇士攻下金朝信阳城，人称“赛存孝”。他本是一员虎将，却因“归正人”身份难得朝廷信任，性格乖张又与上司不合。待贾似道推行“打算法”，他担心被清算，最终率泸州及所属十五郡、三十万户降蒙，并向忽必烈提出围攻襄阳、训练水军的计划，直接促使蒙古把主攻方向转向京湖战场。襄阳、樊城一破，南宋苦心经营的防线迅速崩塌。有谁能想到，一个安抚副使竟能搅动大历史的风云际会。

作者写人，不写忠奸标签，只写处境与权衡。朱禩孙二十三岁那年在成都遭遇屠城，被刺一刀后侥幸未死，藏身尸堆之下，淋漓鲜血直喷入口，一度昏死，入夜才醒来趁黑逃出。“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他后来中进士，官至四川制置使、京湖四川宣抚使——可惜最后，他还是归降了蒙古。

从某种程度而言，四川盆地的方山城堡，赢得了战争，只是输给了历史。

（五）

史书中的宋朝走到了终点，流亡的宋朝却仍在途中。

在元军压迫下，群臣护送赵昰、赵昺两位皇子一路南逃，福州、泉州、潮州、惠州……由于害怕城池失守，流亡朝廷大部分时间都在海上度过。钓鱼城投降一个多月后，景炎三年（1278）四月，十岁的宋端宗赵昰在碙洲荒岛上病故；七岁的赵昺被拥立为帝，改元祥兴。杨太后垂帘听政，与群臣交谈犹自称“奴”，官员上朝连官服都凑不齐。

张世杰见碙洲非固守之地，领兵重返广东沿海，屯兵崖山。宋军伐木建造行宫三十间，正殿名慈元殿，殿外房屋三千间，二十余万将士与家眷有了安身之所，《宋史》称之为“行朝草市”。偏僻的崖山一时恍若繁华城市——然而这终究只是回光返照。

祥兴二年（1279）正月，宋朝君臣在海上度过最后一个春节。张弘范率五百余艘战船抵达崖山，李恒率一百二十艘前来会合，一南一北形成夹击。张世杰焚毁行朝草市，用锁链把千艘战船拴在一起，将帝昺的御舟围在中心，四周修建水寨楼棚，宛如城堞。有谋士劝他分兵占据出海口，战败尚可逃往海上，他却说：“频年航海，何时已乎？今须与决胜负。”

火攻无功，张弘范便派兵占据出海口，截断粮草与淡水。十多天后，饥渴难耐的宋军被迫饮用海水，呕吐腹泻，战斗力大减。二月六日清晨元军总攻：李恒借早潮由北向南突入宋阵，午时潮涨，张弘范又自南向北进攻；宋军腹背受敌，就在筋疲力尽之际，元军以乐声为号，埋伏的两支船队疾速杀出——宋军起初以为敌军正在宴乐，待战船已到眼前，顿时方寸大乱。

陆秀夫见大势已去，先逼妻子跳海，再穿上宋朝官服，登上御舟，背着小皇帝纵身入海。临死前他对帝昺说：“国事至此，陛下当为国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帝昺生前养的一只白鹇，见主人投海，哀鸣良久，连同鸟笼一起坠海。七日后，江面浮尸十余万具。杨太后听说帝昺已死，悲恸道“我忍死间关至此者，正为赵氏一块肉耳，今无望矣”，亦纵身入海。张世杰在海上漂荡三个多月，五月于平章港遇飓风，仰天长叹“一君亡，复立一君，今又亡……今若此，岂天意耶”，话音未落，风更烈，船翻人亡。

黄仁宇写道：“这不仅是一个令很多孤臣孽子痛哭流涕的日子，这划时代的1279年也给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伤心的一页。”

（六）

问题并没有随崖山结束。

至元十九年寒冬（1283年初），多次拒绝招降的文天祥被押赴大都柴市，慷慨就义。后人在他衣带里找到一首遗诗：“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至元二十五年（1288），忽必烈赏给十八岁的瀛国公赵显许多钱财，让他去西藏学习佛法。他潜心佛学，法号“合尊”，后来成为著名的佛学大师。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他早年写的一首五言绝句不知怎么传到英宗耳中，英宗遂下令将漂泊在外的赵显赐死。绝命诗只有二十字：“寄语林和靖，梅花几度开。黄金台下客，应是不归来。”

赵显和他的宋朝，再也没有归来。

这本书的写法值得一说。萧易是作家、文史学者，曾主编《中国营造学社川康古建筑调查图录》，著有《漫长的调查：重走营造学社川康古建筑调查之路》《寻蜀记：从考古看四川》《石上众生：巴蜀石窟与古代供养人》《空山：静寂中的巴蜀佛窟》《影子之城：梁思成与1939/1941年的广汉》等。他多次深入巴蜀山城遗址，把历史文献、考古资料、地方志与游记放在一起对读，从一座城的残垣、一方碑刻、一只窖藏入手，去复原三十余年的战守与生计。

这也是全书的用心所在：它不止写战争，还回答一连串具体的问题——为什么宋军要把城修到山上？山城凭什么挡得住骑兵？粮食、驻军、交通与百姓如何安置？一座山城，就是一套战争与生存的答案。而在军事之外，作者更把巴蜀战场的困局当作切口，追问南宋覆亡的深层原因：重文抑武的政治传统、内部派系倾轧、腐败积弊，这些弊端在战争压力下尽显，最终决定了王朝的结局。

书前有楔子，书后有尾声，中间八章从“蜀口残破”一路写到“天下归元”。王笛、郭建龙、张明扬、黄博鼎力推荐。全书精装，封面特种纸，随书附赠南宋巴蜀山城分布图，并收录十六张实景摄影图——那些崖壁、城门、水井与田垄，今天仍在原处。

读这本书，会不断遇到一个疑问：既然结局已定，那三十余年的坚守意义何在？

或许答案就在那些没有留下传记的人身上——他们在某座方城的岩壁上刻下自己的名字，然后消失。山城终究一座座失守，王朝终究倾覆，可“赢得了战争，只是输给了历史”这句话里，有一种不肯认输的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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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历史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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