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莽妹》获IDF优秀华语纪录片！第八届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获奖名单公布

随着最后一个奖项的颁出，2026年第八届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IDF）今晚公布获奖名单。《西行，萨帕塔》荣获IDF特别荣誉，《夜歌》摘得优秀纪录短片，《莽妹》获得优秀华语纪录片，IDF评委会特别推荐授予《正梦》，IDF优秀纪录片被《狐与粉月》收入囊中。

第八届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The 8th West Lake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estival（简称“IDF2026”）设置“西湖荣誉”评优单元、“纪录之光”展播单元、“IDF学术”研讨单元、“IDF创投”提案单元、“IDF学院”培育单元五个单元，以“未·来”为年度主题，大会将于2026年10月22日晚启幕，10月23日至25日在杭州举行。

第八届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西湖荣誉”获奖名单

IDF特别荣誉

《西行，萨帕塔》

To the West, in Zapata

导演：大卫·比姆

影片介绍：

为了养活妻儿，兰迪偷偷地在萨帕塔的沼泽地里扎营，徒手捕鳄鱼。收音机里不断播报着疫情的新闻，新增死亡人数每天达几百人，而古巴国内社会状况也日趋严峻。

兰迪的妻子梅塞德斯在岸边四处寻找做饭用过的木炭，照料患有严重自闭症的儿子。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她变得焦躁不安。兰迪早该回来了，却始终杳无音信。梅塞德斯担心丈夫出了什么事，但又不敢讲出自己的担忧。

终于，兰迪回来了，带着给家人果腹的食物。待不了多久，他又得回到沼泽地继续捕猎。一家人就这么循环往复地生活，饥寒交迫，朝不保夕。

“IDF优秀纪录短片”

《夜歌》

Singing of the Evening Stars

导演：桑霓

影片介绍：

洛杉矶市中心的一个夜晚，一个中国男人忽然听见了童年记忆中四声杜鹃的鸣叫。为了追寻这缥缈的声音，他悄然坠入梦境。在梦里，百种早已绝迹于此的飞鸟用歌声揭开了这片土地，以及他灵魂深处长久以来被遗失与掩埋的过往。

IDF优秀华语纪录片

《莽妹》

Guesthouse

导演：杨娟

影片介绍：

在劳务市场与廉价旅馆交织的江湖里，莽妹是老板、是中介、更是家庭的主心骨。她每天在多个角色间来回切换，为住客、孩子与生计奔忙。生活抛出的难题层出不穷，她则以草根的智慧与韧性见招拆招。直到新的生命与意外同时降临，这位看似强悍的女人，也不得不直面命运的不可控，在生活的夹缝中，继续迎击。

IDF评委会特别推荐

《正梦》

Masayume

导演：吉开菜央

影片介绍：

34岁的吉开菜央在身心失衡后，进入一座禅寺修行。禅修让她重新审视“吃饭”“睡觉”与“呼吸”，并将自己的身体与心灵视为一个“肉袋”。受“野口体操”的创始人野口三千三的启发，吉开菜央把身体想象成可以自由伸缩的、盛装体液的皮囊，骨骼、器官与大脑皆漂浮其中。

IDF优秀纪录片

《狐与粉月》

A Fox Under a Pink Moon

导演：梅尔达德·奥斯库维、索拉娅·阿赫拉希

影片介绍：

索拉娅年仅16岁，就已经创作出令人惊叹的画作与雕塑。她的作品既美丽又暗黑。五年来，这位有着超强意志的阿富汗雕塑家兼插画师，一直在寻找离开伊朗的途径，希望能到奥地利与母亲团聚。索拉娅用手机拍摄了所有的素材，梅尔达德·奥斯库维则一直在远程执导本片。对于索拉娅而言，艺术绝非简单的消遣。她将所有的忧虑、喜悦与恐惧都倾注在画作中。她用泡湿的鸡蛋盒，或是逃跑的路上寻得的黏土雕塑。许多画作都有反复出现的意象——一只忠诚的狐狸，陪她前行；一轮粉色的月亮，与她相伴；还有大笑的小丑，索拉娅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关于《莽妹》，凹凸镜DOC曾撰写影评，以下为影评正文：

招待所里的“江湖主角”：《莽妹》里看见日常里的摆荡

文：采访：段昕彤

编辑：张劳动

当“莽妹”这个带着贵州方言温度的名字出现在纪录片片名里时，很多观众最先好奇的往往是：这个称呼背后站着的，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

在短视频可以用三分钟包装出一个“励志人物”、百万点赞转瞬即逝的当下，导演杨娟却把五年的时间，交付给了这个名叫陈秀芝的普通女性。从拍摄上一部短片时相识，到后来日复一日泡在那间十几块钱一晚的廉价招待所里，她慢慢走进了莽妹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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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凸镜DOC：片名中的“莽妹”是谁？为什么要拍莽妹？

杨娟：“莽妹”其实是胖妹的意思。在贵州方言里，“胖”读作“mang（可以标一下一声）”，大家都习惯了用“莽”字来代替。旅馆里来来往往的住客看她胖乎乎的，就给她取了这个外号，她自己也觉得这样叫，顺口又亲切。我也觉得这个“莽”字特别适合她，更符合她的性格，有一种很强悍、不服输的劲儿。她的本名叫陈秀芝。

之所以拍她，是因为她是一个极其具有生命力的女性。我在拍上一部短片的时候就认识她了，所以真正决定把镜头对准她的时候，我们已经非常熟悉了。她那种在粗粝的生活里左右逢源、见招拆招的强悍，以及强悍外表下的质朴善良，深深吸引了我。

凹凸镜DOC：从《喊工》到《莽妹》，在您看来彼此信任是在哪个时候彻底建立的？镜头前的信任和镜头后的信任是一致的吗？

杨娟：真正的信任，应该是在拍《喊工》的时候彻底建立起来的。那段时间我连续去拍，每天跟他们待在一起，跟他们一起吃饭，聊天，自然而然就熟络了。

至于镜头前后的信任，我觉得几乎是一致的。当一个人真正接纳了你，她就不会再觉得那个机器是个冷冰冰的监视器。当她习惯了我每天拿着相机在她眼前晃，我甚至能感觉到，她是把相机也当成了我身体的一部分，当成了一只眼睛。 所以她在镜头前骂人、吃东西、发呆，和平时私下里跟我聊天时的状态没有任何区别，她在我面前是彻底放松的。

凹凸镜DOC：要看见拍摄对象眼睛里的世界并非易事，您在创作时是怎么做的？观众观看时是否会无可避免带有奇观感，您又希望观看者的眼睛应该更看到什么？

杨娟：要真正看见她的世界，确实很难。我知道我们之间有差异，我也不会去假装我完全懂她。

在创作时，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不俯视，并且花足够长的时间去平视。 我不是去拍一个底层的可怜人，我是去拍一个如何面对生活中出现各种难题的人。比如她怎么去跟包工头谈判，怎么对付赖账的住客，怎么平衡家里的一地鸡毛。当你跟她待了五年，跟她一起经历了她怀孕、生子、丧子，你会更理解她和她的生活。

关于观众会不会有“奇观感”，我觉得这是难免的。 因为空间的反差、生活方式的粗粝，但我希望通过这一个多小时的观看，能让这种“奇观”慢慢消散。

我希望观众最终看到的，是一种生活的共性， 我希望他们看到莽妹面对生存压力时的那种拼劲，看到她在孩子不听话时的暴躁和无奈，看到她在命运面前的无力感。当观众看到她，不再觉得她是“他们”，而是觉得“如果是我在她的处境里，我也只能这样拼命活下去”的时候，奇观就不存在了，我们看到的是同一种生命。

凹凸镜DOC：招待所作为影像中几乎唯一的空间，您如何看待空间的意义？

杨娟：在我的片子里，招待所不只是一个空间，它其实也是另一个主角。

从物理空间来看，它很特殊。十几块钱一晚的廉价旅馆，狭小的房间、斑驳的墙壁、永远嘈杂的火房。它收留了那些在劳务市场找不到活、或者干了一天累活的人。这个空间天然就带着一种漂泊感和粗粝感，它是莽妹每天要战斗的阵地。

从社会空间来看，招待所就是一个微缩的江湖。这里面有拖欠房费的无奈，有喝酒闹事的冲突，也有找不到活干的焦虑。作为一个空间，它把各种真实的人聚集在了一起。

更重要的是，我会觉得这个空间是莽妹生命力的体现。走出去，她可能是处于下风的，但只要一回到这个空间里，在这个走廊里、在这些房间里，她就是这里的中心。她在这里管账、骂人、照顾孩子，她的强悍和疲惫，全都是被这个特定的空间逼出来的，也是在这个空间里生长出来的。没有这个十几块钱一晚的招待所，就没有我们看到的这个莽妹。

凹凸镜DOC：给我们说说莽妹其人吧。您的拍摄一直是客观的吗？如果不是，能否和我们分享哪个时候您最爱她，哪个时刻比较恨她？

杨娟：莽妹本人跟镜头里呈现出来的并没有太大差别，但我的镜头和剪辑确实更聚焦在她具有生命力的一面。她当然不是完美的，生活中她也会跟我吐苦水，也会有疲惫和抱怨。

所以只能说，是有选择性的客观。

至于“恨她”，我确实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她是一个在很努力生活的人，我没法去恨这样一个具体的人。

如果说到“爱”或者最触动我的时刻，其实并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比如当她面对那些交不起房费的住客，嘴上放着狠话“再不给钱就搬出去”，但其实从来不忍心赶人走，最后自己吃哑巴亏的时候；或者她为了维护自己的一点利益，比如别人拿走她的插线板，她跟人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

在这些时刻，我觉得我对她不能说是爱，更多是一种“理解”和“敬意”。我理解她在这个环境里必须长出浑身的刺来保护自己，也看到她刺下面的心软。这大概就是我对她最真实的感受。

凹凸镜DOC：莽妹不只是一个人的故事，我们在其中看到很多相似的生命。这么多年后，您对命运的摆荡有新的观察吗？在您看来单一个体命运的讲述，相比于宏大叙事会有什么样的不同？

杨娟：拍完这部片子，如果要说对命运有什么新观察，我最大的感受是：命运的摆荡，往往不是发生在惊涛骇浪里，而是发生在日复一日的琐碎里。

以前觉得“命运”是个很宏大的词，得是生老病死、大起大落。但跟拍莽妹的这几年里，我发现命运就是她每天怎么去跟包工头讨价还价，怎么应付赖账的住客，怎么面对孩子的一塌糊涂的作业，以及意外怀上的孩子最终又失去。人其实很难去真正掌控命运，我们能做的，只是在它来临时，咬着牙“见招拆招”。

至于个体命运和宏大叙事的不同。我觉得宏大叙事往往关注的是“结果”和“趋势”，比如一个行业消失了，一代人进城了，它给的是数据和结论。

但个体的讲述，提供的是一种过程和真实的感受。宏大叙事里“城镇化”轻飘飘的一个词，背后其实是无数个像莽妹一样的人，每天在这个十几块钱一晚的招待所里流的汗、受的委屈和硬撑下来的生活。如果说宏大叙事是骨架，那我们拍个体的，就是在填补那些血肉。当观众看完了莽妹，也许他们以后在新闻里看到“临时工”这三个字时，脑海里就不只是一个符号了，而是一张具体的、活生生的、有韧性的脸。

凹凸镜DOC：在《莽妹》的拍摄中，你有没有过对“导演”这个身份产生怀疑的时刻？如果有，这种怀疑有没有影响你某个具体的拍摄或剪辑选择？

当然有，我对自己专业能力和把控力产生过深度怀疑。

这种怀疑在拍摄有重要事件发生，我却没有捕捉到或者没有更敏锐的感受到的时候有出现过，在拍摄完成后也出现过，最顶峰的时刻，就是拍完几年后，面对硬盘里那堆积如山、毫无逻辑的素材的时候。因为我没有长片经验，面对这堆东西，我真的不知道从何下手，感觉一切都很乱。那时候我每天都在问自己：我到底能不能把这个故事讲出来？

这种怀疑，对最终如何呈现这个影片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本来是想在形式上做一些创新，我和剪辑师也尝试过，但最后还是放弃了，一方面我是考虑到素材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是我发现我是驾驭不了，还是老老实实回到如何利用现有素材去把这个故事讲出来。换句话说就是，认清了自己能力的边界后，反而让我在剪辑时变得更踏实了。

凹凸镜DOC：后真相时代，自媒体拍各种各样的“莽妹”只需要一天，3分钟的故事100万的点赞，你的《莽妹》的意义是否会被夺走？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在这个时代，3分钟的快餐视频确实能轻易拿走100万的点赞，大家的手指一划，感动几秒钟，然后迅速忘掉。

但我并不觉得《莽妹》的意义会被夺走，因为流量记录的是“瞬间”，而纪录片记录的是“时间”。

自媒体的短视频，可以通过剪辑、配乐和文案，迅速把一个人包装成“苦难的代表”或者“励志的符号”，那是他们吸睛的捷径。但在那3分钟里，你看到的只是一个被高度浓缩的标签。

《莽妹》的创作过程花了整整五年。影片中，观众可以看到她真实的复杂和无法被简单定义的韧性。这不是一个“爽文故事”，而是一个真实的人怎么熬过具体的每一天。

我不怕被夺走意义，因为速食时代带不走真正的重量。 哪怕只有少部分人愿意安静地坐一个半小时，去看看一个普通女人真实的几年生活，这就足够了。

凹凸镜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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