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7年10月27日，江西井冈山一处山村，年过古稀的曾志从车上走下，迎面而来的不是仪式，也不是喧闹的欢迎队伍，而是一群早已等候多时的乡亲。有人喊“妈妈”，有人喊“奶奶”，还有人叫她“老大姐”。声音此起彼伏，老人站在人群中，眼眶很快湿润了。
她没有急着说话，只是不断打量眼前的房屋和道路。六十年前，她曾在这里生下一个孩子，也在这里作出了一项极其艰难的决定。那孩子后来取名“来发”，被一户农家抱走抚养。对曾志而言，井冈山不仅是革命岁月的起点，也是她与长子分别的地方。
1928年11月7日，大井一间简陋民房里，曾志生下了孩子。那时井冈山根据地正处在极端困难之中，红军面临敌军进攻和经济封锁，红米、南瓜、竹笋、野菜，都是军民赖以充饥的食物。
产后的曾志身体虚弱，二十多天过去，仍没有奶水。孩子饿得直哭，邻近农妇赖凤娥便用红米磨成糊，一点点喂给他。赖凤娥自己刚失去孩子不久，家中嫂子又有乳汁，具备照料婴儿的条件。
曾志明白，自己不可能背着孩子随部队行动，更不能让个人牵挂影响战斗任务。她试探着问：“你愿意把孩子带回去吗？”赖凤娥没有立即答应，只说要等蔡协民回来商量。
曾志却很坚定：“战争年代，孩子交给你，我放心。”
这不是一句轻描淡写的话。对于一个刚刚做母亲的人来说，把孩子交给别人，意味着主动割舍最直接的亲情联系。可在当时的环境下，革命队伍中的许多女同志都面临类似选择，孩子往往只能托付给可靠乡亲。
赖凤娥答应下来，并表示即使讨饭，也要把孩子养大。曾志听后落了泪。她抱着出生二十六天的婴儿，思索片刻，给孩子取名“来发”。这个名字并非指个人富贵，而是寄托着一个朴素愿望：革命能够发展，百姓的孩子能够摆脱贫困，过上有保障的日子。
孩子被抱走后，曾志仍站在门口望了很久。她知道，这一别不知何时才能再见。一个月后，蔡协民从前线返回，听说孩子已经送走，并没有责怪妻子。他理解，在烽火环境中，活下去、完成任务，本身就是对孩子最大的保护。
不久，新的调动到来。1929年1月4日，红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方向行动。曾志原本负责医院党务工作，按计划应留在后方。临行前，毛泽东又将她调到前方，参加妇女工作组，承担宣传动员和群众工作。
毛泽东见到她时，曾打趣说：“包袱已经放下了，可以轻装上阵了。”这句话听来平常，背后却是对她处境的体谅。曾志明白，孩子已经托付，丈夫也要随军出发，自己只能把私人牵挂暂时压下，重新投入战斗。
赣南转战途中，蔡协民曾因连续作战昏倒。部队抵达村庄后，曾志找来禾草安置丈夫，又用伙食费买来糍粑，在火堆旁烤熟，一口一口喂给他。等蔡协民稍有好转，夫妻二人又各自回到岗位。
此后的几年，他们辗转闽西、厦门、福州等地，从事地方工作和地下斗争。环境越发危险，住所不断变换，身边还常有敌方人员搜查。两人既是夫妻，也是并肩承担任务的同志。曾志曾多次照料病中的蔡协民，也曾与他共同主持秘密工作。
1932年，蔡协民在福建组织武装斗争。车本战斗失利后，他受到错误批评，甚至被扣上严重帽子。处境最困难时，他一度与组织失去联系，只能到市郊打石、修路谋生。曾志劝他用劳动维持生活，同时继续联系群众。1933年，他重新恢复组织关系。
遗憾的是，重获工作机会不久，蔡协民在前往中央苏区途中被叛徒出卖，于1934年被捕。同年7月，他在漳州英勇就义。曾志失去丈夫，也失去了再次见到孩子的机会，只能把悲痛压在心底，继续完成未竟的工作。
井冈山的孩子来发，则在赖凤娥母女的抚养下长大。根据相关回忆，井冈山失守后，赖凤娥一家生活极为艰难，甚至长期靠乞讨维持生计，却始终没有丢下这个红军后代。这个孩子的成长，背后是一个普通农妇对承诺的坚守。
直到1987年，曾志终于回到大井。人群中，一个已经成年的男子站在她面前。岁月改变了容貌，却没有抹去血缘。曾志认出他后，热泪盈眶，只说了一句：“来发，我们又见面了。”
那一刻，六十年的等待，落在了一句极普通的话里。她没有讲述多少艰险，也没有追问分别后的细节，只是紧紧拉着来发的手，久久没有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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