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1941年，中条山丢了，但孙蔚如和他的部队没有倒。在调防黄河沿线后，三十八军守备巩县郑州间百余里河防，夹在日伪和汤恩伯数十万中央军之间，处境艰难。
明升暗降
日军对于这支部队恨之入骨，而汤恩伯所部也奉重庆之命令，死死盯着他们是否和延安有进一步的交往，时刻也准备进行动手。
1945 年，日军最终宣布投降。然而孙蔚如却并没有带领自己当年浴血奋战、生死与共的关中子弟前去接受日本人的投降。
1945年7月，孙蔚如被调离第四集团军，由九十六军军长李兴中接任总司令。与此同时，孙蔚如所部第四集团军中的两个军被缩编成了一个军，14 个团被压缩成了 9 个团，而军长也换成了蒋介石的亲信张耀明。
这个人事安排是很有意思的。老蒋也知道孙蔚如旧部都是关中子弟，于是特意安排一个陕西人士的张耀明过去执掌兵权。
张耀明虽然是陕西人，但毕竟是黄埔出身，一直以来都是老蒋信得过的门生，所以让他去执掌这支部队，从各方面来看，都还是说得过去的。
在这样的人事安排之下，原来这支部队中的三十八军军长赵寿山被调走，集团军司令孙蔚如也被调走，剩下一个副军长孔从洲也被严格监控着。
敢问路在何方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孙蔚如受任第六战区受降主官。
9月18日下午三时，汉口中山公园受降堂，孙蔚如身着上将制服，神情庄重，用一口高亢的秦腔宣读了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第一号命令：本司令长官所发布之命令，日方须立刻敬谨服从，倘有迟延，有碍情事者，立刻严惩。
日军投降将领冈部直三郎解下佩刀，双手递上。一时间在场的中方将士和民众热泪奔涌，欢声雷动。
在半个月内的时间中，武汉区共解除湖北、岳阳等地日军二十一万人的武装，编遣伪军九万余人。
而在这场受降仪式的背后，孙蔚如的母亲刚刚去世，他来不及回乡奔丧，是站着黑色孝布接受日军投降的。都说忠义不能两全，这一刻，民族大义和人子之孝在这位陕西汉子身上融合在了一起。
实际上，孙蔚如能够成为第六战区的受降官，也是因为老蒋让他明升暗降，从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的位置上剥离。
重庆方面也没想到日军会在不久之后宣布投降。如果早知道如此，他们还真不一定会让孙蔚如成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
但是这一份阴差阳错，也间接给孙蔚如和他身后那支和日军浴血奋战的关中子弟，甚至是 1936 年 12 月那场惊世风波一个交代。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可惜春天不属于孙蔚如了。
抗战胜利后，孙蔚如的处境急转直下。1946年春，他被任命为武汉行营副主任，听起来还是个不小的职务，实际上已经远离了军事指挥的核心。
1948年秋，孙蔚如被调到战略顾问委员会，挂了个陆军中将加上将衔的名头，这基本上就是个闲差了。
在南京的那些日子里，孙蔚如闭门读书，以书法和诗词自遣。
当年杨虎城评价孙蔚如“深沉稳练，工于心计，且驭下宽厚温和，兼收并蓄”。这种性格让他在战场上能容人用人，在政治漩涡里却注定吃亏。
孙蔚如不像赵寿山那样果断决绝，也不像孔从洲那样早早跟延安建立了直接联系。他在延安和南京之间走了一条中间路线，对共延安友善但不加入，对蒋介石服从但是不卖命。
在解放战争中，孙蔚如避居杭州，他把自己原来的警卫团扩编为旅，后来再编为第二三二师，调驻长沙。
1949年，这支部队随程潜起义。
孙蔚如本人没有亲自参与湖南起义的指挥，但他留下的部队替他完成了最后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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