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60年,长平战场,赵孝成王面对的并不是一道简单的选将题,而是一场粮道将断、国库吃紧、秦军步步紧逼的生死赌局。廉颇守住了阵地,却迟迟没有取胜;赵王急于结束僵局,最终把希望押在了赵括身上。
长平之战的起因,要追溯到上党郡。秦国夺取韩国野王后,上党与韩国本土被切断。韩王准备把上党交给秦国,上党郡守冯亭却将十七座城献给赵国,希望借赵国之力抗秦。
赵国接下这块土地,等于从秦国口中夺食。秦昭襄王震怒,秦赵两国很快在上党一带交锋。赵军起初失利,廉颇接连放弃部分据点,只能依托营垒构筑防线。对赵军而言,这不是怯战,而是面对秦军锋芒时较为稳妥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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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坚守需要粮草支撑。赵军与秦军相持日久,赵国粮食供应越来越困难,齐国又没有答应借粮。军中怨气上升,邯郸方面承受的压力极大。秦军故意放出话来,说秦军并不怕廉颇,真正忌惮的是赵奢的儿子赵括。
这句话正好击中了赵孝成王的心思。赵奢曾在阏与之战中击败秦军,留下了“狭路相逢勇者胜”的声名。赵王由此产生联想:既然赵奢能破秦,赵括身为其子,或许也能复制父亲的战绩。
赵括熟读兵书,谈论军务时头头是道。可是纸上推演与战场决断并非一回事。赵括的母亲曾向赵王说明,儿子只会把父亲讲过的用兵之道背得滚瓜烂熟,却没有真正统率大军的经历。蔺相如也曾反对启用赵括,认为此人不宜承担国家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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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阻没有改变赵王的决定。公元前260年,赵括接替廉颇,赵军的作战方式随之改变。廉颇以坚守消耗秦军,赵括却试图主动出击。有人劝他:“秦军远道而来,何必急着决战?”赵括没有接受。
秦国也在调整。秦昭襄王得知赵括为将后,秘密起用白起,取代王龁,并严令军中不得泄露消息。白起没有急于求战,而是利用赵军求胜心切的心理,制造秦军败退的迹象,引诱赵括不断向前。
赵军一旦离开原有防线,局面便发生变化。秦军分兵包抄,切断赵军退路与粮道,赵军主力被困在长平一带。四十多万士卒被迫长期挨饿,突围数次均未成功。赵括亲自率军冲击秦阵,战死后,赵军失去指挥核心,只能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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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降卒数量,《史记》记为四十余万,后世常概称四十五万。秦军自身同样疲惫,秦国也担心这些赵卒重新回到战场,因此发生了大规模杀降。长平一役之后,赵国虽未立即灭亡,却失去了最精锐的野战力量。
那么,廉颇、李牧、乐毅、田单为何没有成为替代人选?廉颇的问题最直接。他并非没有能力,而是已经被赵王视为“只守不攻”。在赵王看来,廉颇没有解决粮荒,也没有击退秦军,继续让他统兵,就意味着继续消耗。
李牧后来成为赵国抵抗秦军的核心人物,但长平之战时,他尚未建立后来那样的声望。李牧长期驻守北部边境,主要任务是防备匈奴。早年他采取闭营固守的办法,甚至一度被赵王认为胆怯。直到公元前244年前后,李牧在北疆大破匈奴,才真正得到赵国上下认可。那个时候,长平惨剧已经过去多年。
乐毅和田单的情况又不一样。乐毅本是中山人,后来长期效力燕国。公元前284年,他率五国联军攻齐,攻下齐国七十余城,名震天下。燕昭王去世后,乐毅受到猜忌,才转投赵国。对赵王来说,一个刚到赵国不久、旧部和根基都在别国的名将,很难立刻交付全国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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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单则是齐国复国功臣。他在即墨击败燕军,保住齐国社稷,军事才能毋庸置疑。后来他进入赵国效力,但身份始终带着齐国背景。赵国把他视为可用之才,却未必敢让他独掌数十万赵军。战国时代,君主用将不仅看战绩,也看出身、亲疏与忠诚。
真正促成赵括上位的,是几种因素碰到了一起:赵王急于求胜,秦军施放离间,赵括又有名将之子的光环。更要紧的是,赵括看起来“可控”,既没有廉颇那样的资历与主见,也没有乐毅、田单那样复杂的政治关系。不得不说,这种所谓的忠诚感,在战场上不能替代判断力。
赵孝成王并非没有选择,而是把一场战略困局,误判成了换一名主将就能解决的战术问题。长平之败的责任,也不能全部推给赵括个人。赵国的粮道、外交、决策和军队调度,早已陷入被动。赵括只是站到了最危险的位置上,替整个决策体系承担了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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