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从古代波斯到卡尔巴拉：华盛顿和德黑兰利用历史叙事来妖魔化对手并动员支持。
自美国与伊朗冲突爆发以来，两国的政治决策者不断援引历史与神话来支撑各自的叙事。美国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在希腊的演讲便是一例。而伊朗政府代表同样诉诸历史抵抗叙事和什叶派社群的宗教传统。
双方都借助集体记忆与历史神话来激发情感认同，并为自身的政治和军事目标赋予合法性。这些叙事不仅用于为自身行为辩护，也用于将对手描绘为威胁。
是一名调查记者、纪录片制片人和作家。自2005年以来，他持续报道伊朗及中东地区的政治发展、人权和公民社会。他曾与《伊朗日报》、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和德国之声等机构合作。
当时，美国与以色列共同策划了对伊朗的袭击，随后袭击也确实发生。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和伊朗代理力量的激活，美国战略发生了转变：在公开修辞中，军事威胁和动员国际支持更加凸显，而人权侵犯和镇压抗议的问题则退居次要地位。
在这一情景中，西方受众——如同好莱坞大片的剧本——被呈现为一个来自遥远国度的持续存在的神话式威胁，消除这一威胁需要一位新的亚历山大的出现，以再次征服伊朗。
对征服阿契美尼德帝国的亚历山大大帝的影射，为这一叙事赋予了历史维度：当今冲突由此被视为希腊/西方与波斯/伊朗之间古老对立的延续。在此过程中，两种历史上完全不同的政治秩序被相互关联起来。
与乔治·W·布什在入侵伊拉克和阿富汗时期修辞的对比，凸显了这一转变：2001年9月11日之后，布什使用“十字军东征”一词明确诉诸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对立，而特朗普政府如今已无法使用这一概念，以免冒犯阿拉伯盟友。因此，伊朗必须在修辞上被孤立，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其余部分分隔开来。
针对美国的叙事，伊朗政权运用其自身的总体叙事，既面向国内民众，也面向地区社会：即什叶派第三任伊玛目侯赛因的故事——他于公元680年在卡尔巴拉战役中对抗倭马亚哈里发叶齐德一世的军队而阵亡。
侯赛因反抗叶齐德的统治，与部分亲属和同伴一同被杀。在什叶派传统中，他的死被视为殉道。他成为反抗不义统治、即便身处巨大危险也坚守信念的重要象征。该政权数十年来利用这一宗教记忆，将失败描绘为道德上的胜利，将牺牲呈现为历史坚韧的标志。
自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战争开始以来，伊朗官员和军方不断唤起这一“侯赛因运动”。借助这一叙事，政权得以将军事和政治挫折重新诠释为暂时的、最终是胜利的——甚至包括对阿里·哈梅内伊等高层领导人的定点清除，在这一叙事中他扮演了殉道者的角色。
按照这一逻辑，不仅西方和以色列被视为敌人，逊尼派主导的阿拉伯海湾国家同样如此——这与那些被认定对侯赛因之死负有责任的哈里发的宗教归属相对应。
对这些国家的攻击在自身支持者面前被合法化为“圣战”的一部分。同时，政权绝不认为自己有义务保护平民免受美国攻击；被杀害的公民反而被塑造为苦难与抵抗的象征，以动员集体情感。甚至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封锁也被比作历史上卡尔巴拉对侯赛因及其同伴的水源封锁。
这一总体叙事不仅针对外部敌人。尽管2026年1月的抗议遭到血腥镇压，政权仍认为自身民众构成重大威胁。因此，政权支持者在“自愿自我牺牲”的口号下组织集会，将公共空间变为向政府批评者发出战斗宣言的舞台。
这种思维模式如今已发展到如此程度，以至于众多伊朗示威者报告称，在拘留审讯中被审讯人员称为“异教徒”或“伊玛目凶手”。
通过这一叙事策略，伊朗政权对军事失败、经济压力、社会不满和战略误判进行重新诠释。由此，它得以动员支持者、在意识形态上鼓舞海外代理民兵，并将对国内政治对手的镇压描绘为更广泛斗争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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