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00年，甘肃敦煌莫高窟第十六窟，道人王圆箓清理甬道时，意外发现了封闭多年的藏经洞。洞门打开的那一刻，尘封数百年的经卷、文书、绢画和纸画重见天日，却也由此引来一场持续多年的文物流散。
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中国文物数量众多，既有宫廷旧藏，也有考古出土品，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近代中国的动荡岁月。它们的来路并不完全相同，不能简单归结为“全部抢走”，但战争、低价交易、私人携带和管理失误，确实共同造成了许多珍贵遗产离开故土。
顾恺之《女史箴图》残卷，便是其中最受关注的一件。顾恺之生活在东晋，这幅画依据西晋张华《女史箴》创作，原作早已失传，今天所见主要是唐代摹本，原有十二段，现存九段。
画面并不只是人物肖像，而是借宫廷女性的生活片段，表达修身、谨言和持德等观念。“冯媛挡熊”一段尤其有名，画中人物动作简洁，却把临危之际的判断与担当表现得十分传神。
这件作品原藏清宫。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清宫收藏遭到严重冲击，画卷被英军人员带走，后来经由转手进入英国收藏体系。1903年，大英博物馆购入这件作品。由于当时对中国长卷装裱和保存方式缺少认识，画卷曾被截开处理，造成绢地损伤，后人修复时也留下了难以消除的痕迹。
有一种说法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曾以归还《女史箴图》换取中国方面的军事装备。这一故事流传很广，但目前缺少足够可靠的档案证据支撑，不能当作确定史实。可以确认的是，这件画卷至今仍未回到中国，原作、摹本和流散经历之间，也因此留下了复杂的历史问题。
敦煌文物的流散，则更像一场持续多年的“蚕食”。藏经洞发现后，清末地方财政困窘，保护力量薄弱，洞中大量文书没有得到妥善登记和封存。英国人斯坦因于1907年抵达敦煌，以考察和收集为名，从王圆箓处取得大批经卷、文书及绘画。
这些物品并非都在枪口下被夺走，很多是以极低价格换取，也有通过信息差和语言障碍完成的交易。问题恰恰在这里：当时的经卷被视作残旧纸本，管理者既不清楚它们的学术价值，也缺少守护遗产的制度条件。等到各国学者意识到敦煌文献的重要性，大批材料已经分散到英国、法国、俄国、日本等地。
大英博物馆及其相关馆藏中，保存着一批敦煌遗书、绢画和纸画残片。它们记录了从魏晋南北朝到宋代的宗教、社会和日常生活，内容涉及佛经、契约、书信、户籍和文学作品。某些残片看似只有几行字，却可能补足一段失传的历史。
《永乐大典》的命运，更能说明文化典籍为何会在战乱中逐步破碎。明成祖朱棣即位后，命解缙、姚广孝等主持编纂，至永乐六年，也就是1408年，巨型类书基本完成。全书收录古今典籍，涉及经史子集、天文地理、医药农艺，远不只是普通意义上的书籍汇编。
《永乐大典》只正式抄成一部，嘉靖年间又重录副本。正本和副本长期存放宫中，明清更替、宫廷火灾、战乱和私人盗取，使这部巨著不断残缺。清末以来，副本被分散转卖，部分流入海外。今天世界各地保存的残册加在一起，不过数百册，和原来的万余册规模相比，已经是极小的一部分。
英国收藏中的《永乐大典》残册，正是在这种长期散失中进入海外机构的。它们未必都来自同一次战争，也未必都有完整的转手记录，但每一册都承载着无法替代的文献价值。对研究古代典籍、地方制度和知识分类而言，一页残本也可能胜过后人转述的百句概括。
有意思的是，这三类国宝的流散方式并不相同：《女史箴图》与战争劫掠直接相连，敦煌文书更多经历了贫弱环境下的低价流转，《永乐大典》则是在宫廷失火、社会动荡和市场转手中逐渐离散。它们共同留下的，不只是“文物在何处”的问题，还有近代中国为何难以守住文化遗产的现实记录。
大英博物馆里的中国藏品，因而不能只用数量衡量。每一件器物、每一幅画、每一页古籍背后，都有来源、交易、战争和保存条件。弄清这些细节，远比一句笼统的“流落海外”更接近历史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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