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02年，日本东京，孙中山与章太炎谈到革命成功后的建都问题时，讨论的并不只是“首都设在哪里”，而是一个更大的问题：中国究竟要守住本土，还是要重新成为亚洲强国。
这场对话的具体细节，主要见于相关回忆材料，后世转述时也有不同说法。但有一点相当明确：孙中山早期思考建都，并没有局限在南京、北京这些传统政治中心，伊犁也曾进入他的视野。
更早一些时候，他设想过“一都四京”。武汉作为中央都城，南京、重庆、广州、北京分居东南西北，形成多中心的政治布局。
这个构想并非单纯追求气势。武汉位于长江中游，又是南北交通的重要节点，能够连接内地与沿江地区。辛亥革命前后，武汉拥有较强的工业、交通和革命基础，把它作为中央枢纽，确实有现实依据。
“四京”则各有作用。北京承接旧有政治传统，南京便于联系江南，广州是革命活动的重要区域，重庆凭借山地地形可以作为西部屏障。换句话说，这不是把所有权力压在一座城里，而是试图用几个关键城市共同支撑国家。
不过，革命形势不断变化，孙中山的设想也随之调整。与章太炎讨论时，他提出过三个层次不同的方案：“谋本部则武昌，谋藩服则西安，谋大洲则伊犁。”
这三句话，重点不在城市本身，而在国家目标。武昌适合经营本土，西安有利于整合西北与中原，伊犁则对应着更广阔的亚洲视野。孙中山所说的“伊犁第一选择”，必须放在这个语境下理解，并不是认为伊犁当时已经具备成熟首都的一切条件。
武昌的优势很明显，水陆交通便利，地处腹地，便于调度南北。但它距离新疆、蒙古等边疆区域较远，若中央政权控制力不足，边疆事务就可能出现迟滞。平原城市防守压力较大，江河水患也不能轻视。
西安的分量则来自历史与地理。它位于关中平原，南有秦岭，北接黄土高原，曾长期承担帝国都城功能。向西可以联系河西走廊，向东能够沟通中原，经营西北的便利，是武昌难以替代的。
遗憾的是，西安距离海岸较远。近代国家的竞争，已经不只是骑兵和城墙的较量，铁路、港口、工业与国际贸易都变得重要。若首都过于偏西，如何快速联络东南沿海，始终是绕不开的难题。
伊犁吸引孙中山的地方，正在于它的战略位置。伊犁河谷位于新疆西部，向西可通中亚，向东连接新疆腹地，历史上又是清朝经营西域的重要军政区域。清政府在伊犁设将军，正说明这里并非普通边地。
有意思的是，伊犁并不是一片单纯的荒凉之地。河谷水源较多，土地适合耕牧，气候在新疆北部相对温和，历来有“塞外江南”的称呼。清代伊犁还设有军政、屯田和工矿设施，在西北边防体系中占据特殊地位。
孙中山长期在海外活动，对列强控制交通、资源和市场有直接认识。他看到，国家若只守着传统腹地，很容易在国际竞争中陷入被动。伊犁靠近中亚通道，若能建设铁路，发展矿业和交通，便可能成为沟通中国内地与欧亚大陆的支点。
据相关转述，孙中山曾表达过这样的意思：“要成为世界强国，伊犁是第一选择。”这句话的重点，是“世界强国”四字。伊犁在他的设想中，像一枚伸向西部的棋子，既牵动边疆，也关系中国能否参与亚洲格局。
但战略想象终究要接受现实检验。清末的伊犁，距离东部经济中心遥远，道路运输能力有限，铁路建设又需要巨额资金和稳定政局。若首都设在那里，政令、兵力和物资很难迅速抵达全国各地，首都应有的中枢功能反而可能被削弱。
安全问题同样突出。伊犁靠近中亚，边界环境复杂，历史上曾受到俄国势力扩张的直接压力。邻近交通可以带来交流，也可能带来军事风险。对一个刚建立、根基尚未稳固的新政权来说，这种风险不能只用理想化的国际合作来化解。
辛亥革命后，首都选择很快从设想变成现实斗争。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南京成为临时首都。清帝于2月12日退位，孙中山随后把临时大总统职位交给袁世凯，以换取清廷结束帝制。
袁世凯就任后，政治重心转向北京。1912年4月，临时参议院通过迁都北京的议案，南京方案随之被改变。孙中山在政治力量上的退让，也意味着他对国家布局的主导权逐渐减弱，伊犁建都自然只能停留在构想之中。
这件事的价值，不在于伊犁最终有没有成为首都，而在于它显示出孙中山思考国家问题时，已经把铁路、资源、边疆和国际格局放在一起权衡。只是那个时代的中国，连稳定的中央政权都尚未建立，距离实现这样宏大的布局，还有很长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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