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曼牺牲前有多凄惨？日军晚年回忆称她的惨叫声如地狱般恐怖！

1936年8月2日，黑龙江珠河县刑场，31岁的赵一曼走完了人生最后一程。押送途中，她向看守要来纸笔，手指因伤势和酷刑已经难以弯曲，仍坚持写下给儿子宁儿的信。那不是普通的家书，而是一位母亲留给孩子的最后嘱托。

她写道：“母亲死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字句并不长，却沉重得难以想象。一个身负重伤、即将被处决的人，牵挂的不是自身安危，而是孩子将来如何做人。

赵一曼并非本名。她原名李坤泰，1905年出生于四川宜宾。投身革命后，她长期使用“赵一曼”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后来广为人知，反倒使她真实的家庭经历和早年选择，隐在了英雄称号之后。

1920年代的大革命风暴中，李坤泰接受进步思想影响，进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女生队学习。大革命失败后，她又被党组织安排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那段经历，使她接触到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让她更加清楚，革命并不是一时冲动，而是需要长期承担风险的事业。

在莫斯科期间，她与陈达邦结为夫妻。婚后怀孕，身体状况却并不好，肺病也曾复发。陈达邦后来回忆，赵一曼坚持回国参加工作，不愿因个人家庭安排改变组织决定。她对丈夫说，夫妻分离是生活上的困难，完成任务却是不能推卸的责任。

这份选择，后来贯穿了她的一生。

孩子出生后，赵一曼很快投入地下工作。她不是不爱宁儿，恰恰因为爱，才深知孩子留在自己身边可能遭遇什么。1930年前后，经过亲友和组织方面的安排，宁儿被送往陈家寄养。临别前，赵一曼抱着孩子拍下照片，那次分别，竟成了母子之间最后的影像。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成为抗日斗争的重要战场。1932年起，赵一曼先后在沈阳、哈尔滨等地从事工人运动和组织工作。她参与领导哈尔滨电车工人斗争，也深入群众，发动妇女和工人支援抗日力量。她做的工作不显眼，却直接关系到队伍能否获得情报、粮食和掩护。

1934年，她转赴珠河地区，进入抗日游击队开展工作。到了1935年，她担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二团政治委员。战斗之外，她还要负责部队思想工作、群众联络和伤员安置。说到底，政治委员并不是挂个名号，而是在枪林弹雨中维系队伍的精神和纪律。

1935年11月，赵一曼在战斗中腿部负伤，被日伪军抓获。敌人知道她身份重要，先让军医作了简单处理，随即展开审讯。伤口尚未稳定，便遭到反复殴打和刑讯，伤势很快恶化，出现溃烂化脓。

她被关押在珠河县一处阴冷的牢房里。同行被捕的杨桂兰担心她，表示愿意一起承担。赵一曼却劝她：“你要活着出去，革命才多一份力量。”这句话很朴素，却说明她始终把营救同志和保存力量放在自己之前。

敌人用钢针刺伤口，用烧红的器具灼烫皮肉，还用鞭子抽打她受伤的腿部。日军晚年留下的回忆材料中，曾有人形容她的惨叫“像来自地狱的声音”。这句话听来骇人，但真正值得注意的，不是声音有多凄厉，而是她在这种折磨下始终没有交代组织和同志。

日伪机关后来判断，赵一曼是以珠河为中心、联系大批群众的抗日干部，于是将她押往哈尔滨，关进伪滨江省警务厅看守所。由于伤势过重，敌人又把她送到哈尔滨市立医院监视治疗，企图用治疗延长她的生命，再从她口中获取情报。

医院成了她短暂接触外界的地方。她向看守她的董宪勋和护士韩永义宣传抗日道理，逐渐取得二人的同情。1936年6月，她在帮助下逃出医院，躲进董宪勋亲属家中。可惜这次藏匿没有持续太久，6月30日，她再次被日军逮捕。

这一次，敌人没有再把她送回医院。8月2日，赵一曼被押往刑场，日军企图借公开处决制造恐怖。她没有低头，而是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随后，那封写给宁儿的遗书被带出了刑场，成为她留给世人的最后文字。

遗书里没有渲染仇恨，也没有为自己的遭遇辩解。她只叮嘱孩子记住母亲为何牺牲，并希望宁儿长大后继续走母亲未走完的路。一个真实姓名曾被岁月遮蔽的女子，最终以“赵一曼”之名，留在了东北抗日斗争最惨烈的那段历史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