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2年12月，北京，王稼祥给周恩来写去一封信，提出想做一点外事调查研究工作。信中没有诉说病痛，也没有请求特殊照顾，只说自己的听力虽然很差，但每天仍能工作几个小时，阅读能力也还保留着。
这封信写得很克制。王稼祥已经长期休养，战争年代留下的伤势反复影响身体，可他惦记的仍是“还能不能为党和国家做点事”。周恩来收到信后，认为可以安排他从事外事调研，随即将意见报给毛泽东。
毛泽东看到信，想起了这位老战友在革命关头发挥的作用，便对周恩来说：“他是有功劳的人，应该很快让他出来工作。”
这句话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照顾。王稼祥在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处，承担过十分关键的任务。尤其是遵义会议，他并非旁观者，而是推动会议召开、支持正确军事路线的重要人物。
许多年以前，王稼祥曾从苏联回到中国。1930年2月，他结束留学生涯抵达上海；第二年初，主动要求到中央苏区工作。1931年3月，他和任弼时、顾作霖等人抵达江西宁都青塘，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朱德。
那时的王稼祥，理论修养较深，却缺少根据地斗争经验。他没有急着发表见解，而是认真观察红军如何作战、干部如何做群众工作。毛泽东给他留下的印象很深：说话直截了当，讲的道理并不复杂，却能把问题说透。
一次谈话中，王稼祥坦率地说：“我刚到苏区，还有很多东西要向你请教。”毛泽东回应：“互相学习嘛。”这次相识，后来成为两人长期合作的起点。
第二次反“围剿”前，中央苏区内部对作战方针存在分歧。有人因红军在东固设伏多日而没有等到敌军，质疑诱敌深入的办法。毛泽东则认为，敌军虽然数量多，却有分散、疲惫等弱点，红军应当集中力量，主动寻找战机。
王稼祥、任弼时等人明确支持这一判断。战役结束后，王稼祥还组织庆功、慰问和战果展览。他特别重视缴获的一部电台，向战士解释，这种设备能够迅速传递情报，远胜骑兵往返，对红军掌握敌情意义重大。
这件小事很能说明王稼祥的工作方式。他不仅看重战场上的胜负，也注意把经验转化为制度和能力。电台后来用于同上海党中央联络，为苏区及时获取信息提供了帮助。
1933年4月28日，江西乐安县谷冈村遭到敌机轰炸。王稼祥当时正在主持军委政治工作会议，身负重伤。周恩来安排医务人员和警卫队护送他前往瑞金治疗。途中刚刚苏醒，他先问的不是自己的伤势，而是周恩来等人的安危。
伤病使王稼祥长期行动不便，却没有使他退出政治判断。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红军被迫长征。有人考虑让重伤未愈的王稼祥留在苏区，毛泽东则认为，他担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和总政治部主任，不能被留在后方。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王稼祥是被抬上担架出发的，仍坚持阅读战报、了解敌情。湘江战役后，红军由出发时的八万六千多人减员到三万多人，错误指挥造成的严重后果，使许多干部开始重新思考前进方向。
在通道、黎平等会议期间，王稼祥支持毛泽东关于向贵州方向转兵的主张，并同张闻天、聂荣臻等人交换意见。他逐渐认识到，若不改变原有的军事领导方式，红军很难摆脱被动局面。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遵义会议召开。王稼祥带伤参加，明确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要是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不能把责任推给其他因素。他的发言，对会议形成新的军事领导核心起到了重要作用。
会后，毛泽东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范围，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行军途中，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领导红军转战贵州、云南、四川。毛泽东后来多次谈到遵义会议，特别指出，如果没有张闻天、王稼祥，会议不可能顺利开好。
新中国成立后，王稼祥担任过中央对外联络部门负责人、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务。可是，长期负伤和积劳成疾使他的身体越来越差。1970年10月，他住进北京医院，病情稳定后，仍希望重新承担工作。
1973年8月，王稼祥出席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中央委员。1974年1月25日，他在北京逝世，终年68岁。1月30日，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追悼会，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送了花圈，邓小平致悼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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