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老师开始“自费上班”：完不成经费指标，就得自己掏钱补上

帮助大学老师完成横向课题，已经成了一个产业链。
老师完成课题，学校完成指标，中介拿到好处费，企业拿到回扣，而横向课题要完成的产学研却没人在乎。

一个大学老师，除了教书、做研究，还得想办法给学校“挣经费”。挣不到怎么办？自己掏钱补上。

这不是段子。

中部地区一所公办本科高校的文科教师，2021年入职时赶上学校申请硕士点，两年招了三四百个博士。

入职后才知道，每年要完成7万块的横向项目。

学院领导在大会上解释：学校申报硕士点，核算科研经费后发现缺口不小，把任务摊派到各学院，学院按职称分摊给每位老师——讲师7万，副教授及以上10万以上。

文科老师去哪找企业委托？

一个横向项目的出发点是“企业觉得学校老师具备专业技能，给钱让老师解决实际问题”。

理工科做横向相对容易，一个项目动辄几十上百万。文科呢？企业委托文科老师做什么？

当“科研经费”成为更重要的评价标准，一些大学教师发现，自己不仅要教书、做研究，还要想办法给学校“挣经费”。

一、“充值横向”：自己花钱买自己的项目

横向课题与纵向课题相对。纵向项目由政府财政拨款资助，横向项目由企事业单位委托。

在高校的考核体系里，横向课题和年度考核、职称晋升直接挂钩。一万元的横向课题算15分，30万的横向被认定等同于一个国家级纵向课题。

问题在于，真实的横向项目不好拿。

纵向课题僧多粥少，80%由头部院校拿走，普通院校分到的名额极少。

发C刊论文也很难——某些专业期刊每年只收录十几篇。

国外期刊相对好发，但版面费要2到4万，而一个青年讲师一年的工资可能只有十几万。

于是，“充值横向”成了部分教师的“最优解”：找一个熟悉的企业，自己花钱，让企业把钱以企业名义打到学校，委托自己做项目，再慢慢把钱报销出来。

资金进入学校后就成了学校的经费，报销时要损失10%左右的税点和5%的管理费，报销流程也不容易——交通费、住宿费不能用旅游发票，必须真的去参会，出具邀请函等证明。

有老师花了两年多时间才把那笔钱报下来。

当一项制度逼着老师自己花钱买自己的项目，说明这个制度已经偏离了它最初的设计目标。

二、教学被挤到了最不重要的位置

横向课题成为“必选项”之后，教学的处境越来越尴尬。

一位高校教师说，备一门新课经常要熬夜到凌晨两三点，指导学生比赛、论文也要花费很多精力，但这些“没有回报”，远不及一个科研项目受到认可。

有领导在会议上说：一天上那么多课有什么用，别人一个课题就把你们的课时费挣回来了。

在高校的价值排序里，教学成了最不重要的事。

教学变成一件“全凭良心”的事。一位老师把“把课上好”当作底线，但他的精力被横向项目切割得所剩无几。

他观察到，学校里还是有许多教师受困于绩效考核，功利一些的把几乎所有精力放到了满足职称晋升的条件上。

大学的核心使命是教书育人，但当老师的精力被“挣经费”占据，学生的位置在哪里？

三、谁在推动“唯经费”的考核体系

横向课题异化的背后，是高校评价体系的量化逻辑。

“破五唯”（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已实施多年，但在一些高校，教师感受到的是“越来越唯”——在原来的基础上，还要加上一个“唯经费”。

地方院校尤其受困。

申请硕士点、博士点，学科排名、年度办学绩效中有一项指标是师均科研经费，大约6到10万，且逐年增加。

地方院校很难在纵向课题申报上和头部高校竞争，只能依赖横向来完成指标。

但地方院校接触的多是地方中小企业，十几万、几十万的小项目，平均到每位老师头上杯水车薪。

有企业主观察到，“假横向”已经成为学术界公开的秘密。

部分中小企业发现这是一个商机：配合教师签虚假合同、走账，赚取服务费或过桥费，没有任何研发成本和风险。

企业还可以将非研发支出包装成研发支出，从而避税。

当学校需要经费、企业需要避税、老师需要指标，三方各取所需的时候，横向课题的真实价值就被架空了。

四、受害最深的是认真做事的人

这套体系对认真做事的人最不公平。

一位从企业转入高校的老师说，他有一些人脉和资源，但拿到的横向都是10到20万的小项目，没有学生帮忙，全靠自己。

除了每周12节课，精力全花在项目上，一年也只能完成一个。但他完成的横向经费总额，总是不如直接充值的老师。

造假的人多了，造成一种错觉——做横向是一件很简单的事。

这种错觉挤压了认真做事的人的空间。当一个老师发现，自己辛苦一年做项目，不如别人花钱“买”一个项目来得快，他的选择会是什么？

一个评价体系如果奖励的是“怎么达标”而不是“做了什么”，它就会不断淘汰那些真正想做事情的人。

五、出路在于让教学重新被看见

横向课题本身没有错。

它最初的设计目标是推动产学研合作、促进科研成果服务社会。

问题在于，当它变成考核指标、与职称晋升硬挂钩、被层层摊派时，它的性质就变了——从“合作”变成了“任务”，从“服务社会”变成了“给学校创收”。

要改变这种局面，需要从评价体系入手。

教师的评价不应该只看经费到账数字，还要看教学质量、课堂受欢迎程度、对学生的关心。

这些很难被量化，但恰恰是大学教育最核心的部分。

如果这些永远被排除在评价体系之外，那大学就会越来越像一家以“经费”为KPI的企业，而不是一个培养人的地方。

大学的核心价值，不在于它能拉到多少经费，而在于它能培养出什么样的人。

一个让老师不得不“自费上班”的制度，最终买单的不是老师，是学生。